苗族龙舟文化的人类学研究进展

1引言

龙舟文化源远流长，凝聚了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人文精神，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我国西南少数民族亦有丰富多彩的龙舟文化，其中，以苗族龙舟最具代表性。位于贵州省台江县清水江边的施洞镇，是苗族龙舟文化圈的核心。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苗族龙舟文化，早已闻名遐迩，被誉为世界唯一的独木龙舟。因其文化的独特性和影响力，苗族龙舟文化备受各领域研究者的青睐，产生了较为丰富的学术成果。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对苗族龙舟文化的人类学研究成果进行回顾与展望，以期为相关领域人员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提供参考。

2早期国外传播主义人类学家对苗族龙舟文化的关注

国外研究者对苗族龙舟文化的关注，始于20世纪40年代人类学家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见诸于各类调查报告和学术著作。其中，德国人类学家鲍克兰在其调查报告《中国西南地区的部落文化》和《贵州省境内非汉民族部落的文化特质》一文中对贵州东部清水江苗族龙舟进行了深入描述，开启了国外人类学家对苗族龙舟文化研究的序幕。鲍克兰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基于文化传播论的视角，对比湘西和黔东南龙舟的文化特征，以及苗族龙舟与汉族龙舟的差异，试图对苗族独木龙舟起源进行推断。此外，通过民族志研究还呈现了苗族独木龙舟节的场景、服装配饰和民国时期以来苗族龙舟竞渡情景。

80年代，日本多位学者对清水江苗族龙舟进行了持续的关注和研究，其中代表性学者有日本龙舟专家君岛久子，撰写了《贵州清水江苗族的龙舟竞渡》，详细描述龙舟竞渡的过程，并把中国古代文献中描述的龙舟竞渡与苗族龙舟竞渡进行对比研究，试图揭示苗族龙舟竞渡的历史渊源；寒川恒夫在其博士论文《稻耕民族传统游戏的文化史考察》龙舟章节中，基于传播主义的研究方法，对该地区黑苗的迁徙、龙舟竞渡的宗教性等问题进行详细描述，试图证实苗族龙舟文化的迁徙痕迹以揭示其渊源。此外，日本学者铃木正崇基于对台江的田野调查，完成《关于龙舟节的考察——以贵州省苗族为例的研究》、《祭祀与世界观的变迁——中国贵州省苗族的龙船节》等著作，对贵州苗族龙舟起源的多个版本进行比较分析，呈现龙舟节中祭祀执行的流程，探讨龙舟节与社会秩序的内在联系等问题[1]3-4。

以上研究成果是基于田野工作的详细报告，采用了参与观察的人类学研究方法，以传播论为研究视角，试图对龙舟文化“历史的再构造或复原”，即重视对龙舟文化渊源的探索。成果不仅可为相关研究提供珍贵的文献和史料，还可为苗族龙舟谱系整理研究提供有益的搜集线索和调研思路，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3我国功能主义人类学派对苗族龙舟文化的调查与研究

国内对清水江苗族独木龙舟文化的研究，始于50年代由费孝通等学者组成的中央民族调查组对苗族进行考察和识别时对台江龙舟的细致描述，在其报告《贵州省台江县苗族的节日》中，记录了龙舟竞渡的分布区域、传说由来、祭祀仪式以及龙舟的节日盛况。80年代，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组成的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写的《苗族社会历史调查》丛书在上述龙舟记录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了龙舟节在经历“土地改革”、“大跃进”时期影响后的变化。基于功能主义的视角，上述研究认为：“苗族龙舟节作为传统活动客观上促进了成产的发展应该被保留与传承下去，并认为大跃进期间对龙舟活动的某些强行改变如时间、地点的变换，要求妇女赛龙舟等做法存在不妥之处并建议破除龙舟节禁忌与仪式环节中的迷信内容”[1]3-4。

80年代末，对苗族龙舟文化的研究逐渐增多，值得一提的是，吴通发在《贵州清水江苗族龙舟节》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龙舟节”的称谓，张建世在《中国的龙舟与竞渡》一文中，首次将苗族龙舟称为“独木龙舟”。1990年在贵州施洞镇举办龙船节之际，首次举办了中华龙舟文化研讨会，主要议题有“龙舟与民族意识，龙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龙舟文化的价值与功能，龙舟之文艺分析，龙舟文化管理”等，并于次年出版了论文集《中华龙舟文化研究》，极大地丰富了龙舟文化研究成果。随着相关研究的推进，对苗族龙舟文化的认识也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如朱琳等人的研究《独木龙舟活动隐含的故事——黔东南清水江流域苗族的社会规则及礼物互惠》探讨了苗族龙舟活动中的礼物交换、婚姻互惠等社会习俗，总结了苗族龙舟活动的礼俗文化属性[2]。上述研究，在人类学功能主义的影响下，在运用田野调查资料与文献相结合方法基础上，对龙舟现实状况进行深入描述，论述龙舟文化的多样性价值与功能，对深入认识苗族龙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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