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以人治人”的当代阐释

当今世界，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群体抑或整个人类，进行基于现代价值理念、思想方法的有效治理都是一个极其重要乃至急迫的现实问题。无古不成今，返本可开新，中国传统儒家的相关思想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思考，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乃至全球治理都有着重要的启发。

一

解放思想是开启改革开放的重要前提，而思想更加解放则是40年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在思想观念多元、多样、多变的今天，回顾和总结40年改革开放，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无疑是不同思想观念的人们的重要甚至是最大的共识，人们也普遍认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向的是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现代化总是意味着从前现代、不够现代到现代乃至更现代的过程。基于中国社会的现实，在宏观上，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内蕴着从人治迈向法治的逻辑，也内蕴着对西方相关制度的学习借鉴。但是，中国语境中的法治和西方所理解的法治确实有所差异，在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无疑要尊重“中国特色”的历史与现实，并以此为基础和依据。

(一)形成秩序先于自由的先验框架

西方主流思想所理解的法治，总是意味着自由先于秩序的自由主义先验理解与架构，秩序作为一种有规则的状态，是基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个人互动的结果，秩序的价值在于对自由的保障。而在中华民族长期发展中，独特的历史经历和文化想象，使得主流思想很早就形成一种安居乐业、国家稳定、天下太平的集体诉求——从儒家差等有序的礼制体系到百姓“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的人生领悟都可以看出来，这已经内化成为整个民族的一种心理基因、“心灵秩序”和文化本能。在近代以个人自由至上价值观武装起来的西方列强侵略下，先进的中国人也曾作过反思自己、学习他人的努力，但即使是以各种方式模仿西方的“自由秩序”，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下，也不得不把救亡图存作为首要任务，这事实上是在现代意义上再次确认了国家社会稳定对于个人自由的优先性。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早期的艰辛探索中，历史记忆、现实环境等内外因素决定了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极端重要性，中国人获得的所谓自由解放中的“自由”是中国历史情境中的“自由”。即使在自由被误用、被称为“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也始终维持着一种自上而下的刚性秩序。改革开放以来，国门洞开后曾经引起的自由化“骚动”最终导致“稳定压倒一切”这一原则的明确，强调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改革。在中国，从治国理政的高度看，万事悠悠，离开这一条就是釜底抽薪，对于研究中国问题特别是当代中国问题来说，破解不了这个文化基因编码，就不可能真正读懂中国。

(二)对超稳定结构的诉求根深蒂固

众所周知，金观涛先生曾提出一个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超稳定社会的观点，认为尽管存在动乱、革命和王朝更替，但中国古代的基本社会制度却得以保留下来。毛泽东也认为，虽然朝代更迭，但“百代都行秦政法”。其实，比制度更深层、更根本的是一个民族的共同文化心理，中国文化追求超稳定状态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基因。放眼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注重政统、道统、文统乃至治统、法统、学统以及各种各样崇拜传承的“源”“魂”“根”“脉”“气”“运”，以生生为德，以传统连续为善，以千秋万代为追求。即便时至今日，执政党从巩固执政地位和执政合法性的高度当然会主动进行一些改革，甚至是进行其所理解的全面深化改革，但其内在的超稳定诉求依然十分明显。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改革确实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但也是决定中国执政党命运的关键一招。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化解各种风险、危机，让改革“跑赢”革命，从而实现长治久安。或者更为形象一点说就是，整个社会如同被拉卡托斯精致化了的范式理论(科学研究纲领)，只要硬核不被证伪，保护带的修订甚至大幅改变并不构成整个范式的颠覆，这个硬核其实就是超稳定结构。邓小平当年提出的、决定改革走向的“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的思想也可作如是观。

(三)拥有强大的道德教化传统

与西方基于理智理性、形式理性最终孕育出法治传统不同，中国自古就把德治作为最根本的治国之道。源头可溯尧舜之际，最早记于周代的《诗》《书》之中，而“吾从周”的孔子所开创的儒家思想正是这种道德教化以治国安邦的伦理学和政治哲学。孔子强调治国分为“三部曲”：先“庶之”，然后“富之”，再然后“教之”；还认为“为政先礼”，礼为政之大本。《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大学》强调诚意、正心、修身然后方可齐家、治国、平天下。经过两千多年的浸润与灌注，这种化民成俗的道德教化传统已经深入骨髓，即使是共产党执政之后也是如此——虽然发动过所谓的对文化进行反动的文化大革命，但其内在对传统文化基因的继承超乎想象，其“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与宋明理学之“存天理、灭人欲”何其相似！今天，中国已经进入“强起来”的新时代，执政党高度强调文化自信，认为没有文化自信就没有民族复兴，从而特别重视对人们的思想道德、核心价值观的教育，甚至出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2018年5月)，力争经过5到10年时间，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因此，一方面，在中国相当长的时间内法治必然是法治与德治的结合，那些试图很快全盘西化的思想确实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们国家的公民并非一个自足的原子性存在，而是以分子的方式存在，在具有“民为本”的合法性基础的同时，也有处于被教化的受动的方面——邓小平明确说过“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1]。由于保持对民众教化上的优势或对自在状态民众的警惕，至少从形式上看，倒是比现代西方民主一般的民粹倾向更具有实质意义上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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