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主义者的阿来

对于族群性和地方性因素的超越，以及对于普遍性和共通性的追求，始终是阿来写作中呈现出来的自觉与不自觉特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排斥来自个人血缘、地缘与文化背景的因素，恰恰相反，那些因素正构成了他作品中的异质性与魅力所在。在汉语书写中带有某种异域风情意味的藏地文化，经过阿来的叙述与赋形，脱胎换骨，成为不仅被他者所理解，而且为他者所感同身受的历史与现实。剥开藏文化和藏族的外壳，我们会在阿来的书写中看到一个具有通约性的人，这个人的命运关乎整个人类的命运，但这个人也并不因此成为一个抽象的没有生命力的存在，而是切实地站立在中国的西南大地上。

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最为显性的源泉是语言。阿来没有让自己的书写语言受制于日常语言，即他通常并没有刻意凸显某种地方语言或少数民族母语的特点，而在谨慎的词汇与表达方式的选择中，尽量将其转化为更多受众能接受的通用性汉语。这中间经历的当然是一个从语言到文化的翻译过程，其结果是阿来将自己的书面语言打造为一种自然携带异质文化元素，但同时又是在他种语言中是“可译”的语言。这种语言对于任何区域、民族和文化背景的人来说，都将可能出现在理解与交流上的误解、隔阂与障碍降到最低限度。他的语言中既没有佶屈聱牙的古奥文字，也没有局限于少数人的方言土语——事实上，他通过对藏文化、藏语的内在翻译而悄然丰富了现代中文的表述，并形成了一种可以被普遍接受的清通流畅的美学风格。

这应该得益于早年阅读经验中翻译文学的影响，正是那些“扑面而来”的世界文学的滋养，让阿来的文学生活与此后的文学创作具有了世界性。在许多不同场合，阿来都强调了操西班牙语的聂鲁达和使用英语的惠特曼对自己的影响，那种影响包含着一种宽容的认识论：破除静态的、固化的、狭隘的“民族性”迷思，打开心门，将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化与文学遗产兼容并包地接受、萃取，并使之与源自本土的族群、民间、口头传统相摩相荡，催生出一种新的语言来表述未经表述的经验。

“文化资源的共享”是阿来一贯的主张，在多年之前谈论《尘埃落定》的时候，他就强调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书面文本之外，从人物形象到文体所受到的来自民间的滋养。①阿来：《文学表达的民间资源》，《民族文学》2001年第9期。民间故事、史诗等口头传统自然形成的叙述技法、美学样式和情感观念，对于世俗化语境中的阿来而言，有别于官方话语和宗教话语，它在阿来的文本中呈现出智慧、温情、悲悯、宽厚，与官方和宗教话语并置，并且一定程度上与自然达成了同构。“民间/自然”构成了对诸种精英化意识形态话语（诸如“政治/宗教/商业”）的有力应对，如果不是挑战，至少也是一种有机的对话。《机村史诗》可以视为其进一步的尝试。阿来以一种人类学上所谓的“主位”叙述视角讲述一个村庄后土司时代的故事，其雄心已经超出了对所谓“形容词”西藏和“名词”西藏的辨析，而指向“动词”西藏的自我言说。这种自我表述是对断裂的现代性的思考，指向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中藏族乃至乡土文化的整体性变迁过程，从而获得了关于“传统”与“现代”叙事的普遍性。尽管从政治的角度而言，阿来并没有提供关于藏区土地改革等更为新颖的见解，但这种从个案、局部、具体映射整体、抽象的认识方式，有难能可贵的现实主义总体性思维。

显然，阿来标出性的意义在于，他将身份政治与文化认同置于总体性认知框架中，这使得他的创作烙上了素朴的人道主义印记，这种人道主义又超越了特定历史时期（比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或者法国大革命时期）人道主义的内涵，而成为一种与人以及人的生活的最基本层面的共情。他没有将自己的书写对象本质化与简化——他们并非进化论时间链条的前端，也不是某种已死传统的活化石，而是全球化、消费主义、资本与技术语境中的“同时代人”。这一点在大众语境中殊为难得，因为阿来的藏族身份、他所着墨的藏区生活的差异性很容易被刻意强化。

任何一个具体的人，总是身处层层叠叠的身份与文化网络之中，但族群身份或者地方文化不应该被作为共通性的对立面——它们是辩证的存在。在阿来与朱维群的对话《顺应民族交融的大势——由历史纪实文学〈瞻对〉引起的对话》引发巨大争议的时候，朱维群回应称：不主张过分强调差异不等于否定民族多样性；坚持尊重民族差异而不强化差异；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社会发展必然趋势；“把汉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把本民族文化自外于中华文化”是不对的；尊重和保护公民在各种场合公开或不公开民族身份的自由权利，支持少数民族保持特色，但没有权力要求任何一个民族停滞在某一阶段不再前行；民族工作要从新的历史条件下实际情况出发。这些观点可以视作当下中国语境中对于所谓身份政治的现实诉求。究竟“是反思一种文化，还是，像有的人所做的那样，打着尊重文化多样性的旗号，通过对文化无原则的辩解来维持某种自认为崇高与正义的虚伪的道德感？”阿来通过自己的写作已经给出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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