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以何研究科学:反思科技民族志*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一个涉及诸多人文学科,以科技为对象的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领域正在兴起。与此同时,科学家则深感被无知者冒犯甚至激怒。自然科学展开自卫的著名例子是“索卡事件”(Sokal Affair)。①为了揭露人文对科学研究的肤浅与荒诞,量子物理学家索卡(Alan Sokal)模仿后现代文化研究的行文风格,写出论文《跨越边界:迈向一种量子重力的转型诠释》(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toward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向著名的文化研究期刊《社会文本》(Social text)投稿。这篇故意写得漏洞百出、胡编乱造的文章居然过审,被杂志接收了。随后,索卡得意地宣布揭开了皇帝的新衣。“科学战争”随之展开——科学界与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科技史、科学哲学、文化研究,以及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的论战。这场论战关于“科学知识的本质以及科学与它所探讨的世界之关系的……对立哲学观点的多元之争,即建构论与实在论的争论”(陈瑞麟,2015:141-155)。人文研究者将科学知识作为研究对象,相信其生产是科学家群体之间竞争、协商、共识,并与其所处的社会相互作用的结果,受到时代文化乃至意识形态的影响。科学家则认为这样的描述充满了逻辑谬误和恣意想象,把科学真理的诞生说成是偶然的、人为操弄的结果。科学家相信,物理世界本身和科学都是客观实存、不可解构的,人文研究者将建构论、相对主义用于对科学知识的分析是不可接受的。不过,双方的相互了解也在论战中形成,科学与人文阵营均有学者尝试做出对话、自省与折中,增进了互相的理解。另一方面,人文领域也并非铁板一块,在其光谱当中,有的对科学的知识霸权及其折射的意识形态持强烈批判的态度,也有人反思,在解构科学这件事上,专业的界限是不能消除的(COLLINS,EVANS,2002:235-296)。

无论科学家的被冒犯,还是人类学同仁的焦虑,都折射了其对“建构论”的深刻怀疑。浅显的解构确实过于轻易:指出科学技术是“建构的”,其与社会“共同生产”,一个研究就宣告完成。拉图尔曾经语带讽刺地模仿对建构论的批评:如果你认为地心引力的规律也是社会建构的,那么请你从15楼的窗户跳下去(拉图尔,2015:23)。事实上,说科学是“建构的”,是将科技作为社会活动或社会事实来理解(Sismondo,2010:10)。宣称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至少意味着如下视角:其一,强调其参与者(如科学家、工程师)的行动作为社会实践的属性。STS将科学家或工程师同样视为社会成员,观察其社会行动,并没有因为他们的行动生产的是科学而予以豁免。其二,强调历史性、过程性的视角。科学知识常常被表征为无时间的、永存恒定的真理,而STS研究则将其生产的历史乃至具体的、偶发的事件纳入分析。最后,强调其社会嵌入性,即“把科学知识和技术放在一个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脉络中去考量”(LAW,2004:12)。即使是建构主义者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对于“科学的知识是何以被建构的”,有着不同的理解路径:如英国的爱丁堡学派(the Edinburgh School)和巴斯学派(the Bath School)两大研究阵营,前者是以阶级和社会利益等结构概念为分析框架,后者则以互动分析为中心,较之前者更加强调科学家的主观能动性。当然,尽管存在差异,他们都试图通过社会因素来解释科学知识的生产,认为是社会而非自然因素决定了这些知识,从而站在建构主义者的激进一面(COLLINS,1982:85-114)。

拉图尔的政治生态学主张,提出了一种超越建构论的社会思想。他指出,无论是认为科学是社会建构的,还是非社会建构的,都是一种将科学与社会视为“彼此分立的自治领域”,是起源于柏拉图的洞穴隐喻的“两院制”——自柏拉图以降,人们逐渐开始将世界区分为哲学家(科学家)掌握其真理的真实、本质、稳固的自然世界,以及一个杂芜的社会世界。在当前“两院制”的真理框架当中,科学及其专家成为真理或“事实”的代言人宰制永恒的自然世界,并且不受社会/政治的权力干预。而这导致的结果是:“(洞穴)神话首先要求我们所有人类都下到洞穴,割断我们与现实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失去与同伴的所有接触,放弃科学工作并开始变得野蛮愚昧,充满仇恨,麻痹瘫软,纵情虚构”(拉图尔,2015:30-31)。换句话说,建构论也是“科学-社会”的二元论。要比建构论走得更远,就需要将“科学/自然-社会”,视为是同一个相互交织的集合。要在研究当中带出更多的“丰富性、异质性、多元性、本地性、争议性……人和自然/非人,本地与全球的纠葛,异级的组合”(拉图尔,2015:43)。行动者网络理论就是这样的一种尝试,这一理论将社会事实视为是不同的行动者——包括人类及非人类行动者(如科技、设备、环境、生物)——共同参与编制的动态网络,分析网络中不同的要素是如何联结起来的,追溯这些联结、转译和协商的过程,从而描绘一种复杂动态的社会事实(LATOUR,2005:247-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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