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学报》
卡瓦格博峰山难的空间叙事研究
《卡瓦格博峰山难》是一部以藏族第一神山:卡瓦格博为题的影像人类学纪录片,该片在意向建构上沿袭了1992年孙曾田所导演的《最后的山神》一片,借山魂之意勾勒出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崇拜和文化风貌。不过,在表现手法上《卡瓦格博峰山难》并没有像《最后的山神》或一般纪录片一样将镜头固化于对特定少数民族个体进行深描,而是以1991年的卡瓦格博山难为由头,串联多主体在不同空间的所知所感,从而凝结成一个多维的空间叙事。
加布里尔·佐伦曾对叙事文本的抽象空间进行了模型建构,他在1984年发表的《走向叙事空间理论》中,揭示了抽象叙事空间结构的一般模式,构建了迄今为止最具有使用价值和理论高度的空间叙事理论模型。①在佐伦的研究中,空间可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结构,一个是地质构造层次(The topographical level),在这一层次中,叙述空间是静态的实体。第二层是时空运动层次(The chronotopic level),这一层次强调事件、运动对空间的建构。第三层是语义建构层次(The textual level),这一层次强调话语技巧对空间的建构②。
1 地质构造层次——横纵向网状叙事结构
在佐伦看来,地质构造的空间层次是叙事文本所能达到最接近真实的空间,这一层次的空间叙事强调空间的物质存在③。在影片《卡瓦格博峰山难》话语文本中,共有三段主线情节——初次登山、营救过程、二次登山,随着情节的流变,影片不断转换叙事地点,从而营造了一个横向与纵向空间共同延伸的网状叙事节奏。
具体而言,《卡瓦格博峰山难》三段主线情节共计转换了21次叙事地点,在频繁换场的过程中,影片听觉元素缩减了大量冗长的登山过程详述,空出约五分之四的影片时长,超脱于事件发生的卡瓦格博峰,在横向时间线上扩展了登山队进山前的空间以及遇难后的后续空间。其中,山难后的后续空间包括在营救过程、二次登山环节中涉及的山脚下、飞来寺、大本营等等。这些空间平衡了对1991年山难事件的孤立描写,并在侧面压缩了单一事件的空间叙事时长,加快了影片整体叙事的节奏,紧抓观者眼球。
“现代美学认为,节奏是运动过程中有秩序的连续,是有组织的序列,是显示时空生命力的象征。”④在《卡瓦格博峰山难》中叙事节奏的加快就体现着叙事的强大生命力,当然,这种节奏感并非以舍弃重要情节为代价,相反,导演通过精简单一空间的叙事,为纵向的空间线上增加了许多非遇难地点的细节描写,最终营造了一个生动的多维地质构造空间,强化故事的节奏感。
2 时空运动层次——多视角动感叙事节奏
时空运动层次作为时空结构(chronotopos)作用于空间结构和空间组织后的产物,是叙事运动所形成的空间。⑤在佐伦的界定中,时空(chronotopos)并非狭义上时间与空间的复合体,而是更加广义上的运动和变化的东西,即在重构世界的整体时空关系中,事件或行动的空间结构。将此概念运用在解读《卡瓦格博峰山难》的听觉元素上,其叙事的运动感是通过拼接多主体所在空间的方式得以实现的,这种方式相较于一般纪录片的主体聚焦法,在叙事节奏上更灵活,时空层次的运动感也更富有层次。并且,解说在视角切换之处还巧妙地运用设问或者解答设问的方式来勾连新旧空间,使观者不会因为视角切换而感到杂乱无序,反而可以顺着叙事运动的节奏一步步剖析诸多谜底。
具体而言,在初次登山的情节中(图1),影片叙事并没有直接描写队员进山后的攀爬过程,而是以山脚下的藏族村庄为起点,借当地人的视角引入这支“驮着大包小包的神秘队伍”。这支队伍从进村到住进村民家中,身份谜题逐渐破解,原来来访者是中日联合登山队,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攀登藏民族心目中的神山,也就是卡瓦格博峰。
按照时间顺序,登山队在上山前先去了飞来寺祈祷,就是在此空间中,解说以中立视角引入了下一个谜题,一句:“这一次出发就像他们登山生涯中若干次出发一样,没谁觉得它有不寻常之处。”让人不觉产生了一个疑问:山难是如何发生的?故事顺势进入到了下一空间:卡瓦格博峰。
在这部分的叙事中,登山队员顺利建设一、二、四号营地的运动过程被解说一句带过,叙事直奔队员遇难的三号营地。这一空间的细节内容由中方负责人张俊的发言来描绘,期间加入了队员家属在家中的不安感受,为后续张俊揭晓山难结论铺垫了悬念。据他所言,事发当天,他如往常一样呼叫山上的队员,但却一直无人应答,正是这一细节侧面印证了队员失联遇难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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