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视角中的竞技体育基于民族志洞见的启示

在人类学家看来,体育作为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受制于规则的竞技活动,更是具有仪式性和游戏特征的集玩耍、工作和休闲为一体的社会实践模式[1]。对于球员和职业俱乐部老板来说,体育就是工作。同时体育比赛也是观看者(如球迷)与竞技者在个体和社会层面通过参与表达认同的重要场合。通过赛场这一精心设计和营造的幻想世界,球迷与他们所仰慕的英雄共同感受胜利的喜悦和失败的沮丧。从表面上看,竞技体育的本质特征似乎就是对抗,或者说是为比赛而比赛。在全球化时代,伴随着实时赛事所展现出的不仅仅是攻防策略的高低、输赢比分的变动,更是从个人到国家层面的身份认同,以及一整套与运动员精神、领导力、性别和多元文化有关的价值观[2]。

那么,植根于社会秩序之中的竞技体育活动,究竟在何种程度上会受到文化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如何借助人类学的视角来审视和解读处在全球化和地方转型语境中的竞技体育赛事? 以参与式观察为特色的研究方法能否为我们带来接地气的田野发现和洞见? 本文力图通过论述和分析民族志案例,探讨田野体验、视角和策略选择与研究发现之间的关联性,同时就当代体育人类学的价值、功能和意义进行思考和总结。

1 竞技体育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功能与意义

田野视角中的体育实践是特定语境中社会关系和文化理想的折射和反映,与宗教节庆仪式一样充满表演张力。竞技体育不仅仅是成人的儿戏,而是一种社会生活隐喻和符号叙事。曾经在巴厘岛悉心阐释“斗鸡”文本的格尔兹(Geertz)就主张:田野工作者应该把任何竞技和嬉戏作为一种“属于现实”(of reality)的和“为了现实”(for reality)的文化素材来加以解读,同时阐释充溢各种符号的文本及其在传导价值观和核心理念的社会化过程中呈现的多层意义[3]。格尔兹的这一洞见为人类学者以文本阐释的方式来解读和破译包括橄榄球、篮球、板球和棒球在内的竞技体育实践,提供了足以激发灵感和创意的认识论框架。

如果将美式橄榄球视作美国文化的象征来进行浓描(thick description),我们就有可能通过“破译”隐藏在球赛程式中的符码来感知现代日常生活的本质特征。首先,在美式橄榄球竞赛过程中,美国文化所推崇的个人奋斗精神往往受制于强调团队合作的协调策略(这一点与英式足球尤为相似)。在跨文化比较的视角中,美国大学和职业橄榄球作为旨在加强男性纽带的集体竞技运动,类似于一种隔离两性的“男性成年礼”(male initiation rite)。已故著名民俗学和人类学家邓迪思(Dundes)在一篇题为“在达阵区触地得分”的论文中写道:“美式橄榄球可以视为一种两队男性通过穿越在对手的达阵区来表达男性气质的仪式”[4]。他将橄榄球视作一种具有“同性恋”行为特征的符号形式,与澳大利亚土著的“男性成年礼”做了饶有趣味的类比。处于两种不同文化语境中的男性仪式,都有排斥女性的机制。当一位女记者出现在新英格兰爱国者队更衣室的时候,球员们表达了强烈不满的情绪。因为在他们看来,女记者侵入的是一个男性仪式的禁忌空间。除了性别身份表达这一维度之外,阐释人类学意义上的橄榄球赛还赋予我们深度阅读文化的机会,并由此领悟以专业化为基础的社会分工特征、在球场上攻城略地的商战隐喻以及贯穿其间的团队精神,从而获得解析北美企业文化模式的最佳视点。

就理念而言,体育竞赛始终映现出某种核心价值观,如:公平竞赛和运动员精神。在实践层面,竞技体育的开展本身又是在地方场景中一种制度文化的重新转译过程。如,当摩门教徒1940 年代把篮球引入印第安纳瓦霍部落居住区后,这项运动就很快被赋予新的不同含义并产生出在白人看来是不可理喻的玩法。纳瓦霍人的篮球赛中看不出刻意的进攻性,而且球员喜欢把球传给自己的亲友,而不是处在有利位置的队员,毫不在意输赢。[5]比较棒球在美国和日本的不同玩法,亦可发现其中所显示出的与社会关系相关的核心价值观的差异,当美国球员加盟日本棒球队后,随之而来的就是那种强烈的个人主义作风和标新立异的打法。这与崇尚服从大局、自我牺牲和人际关系和睦的球队氛围显然格格不入,产生文化冲突在所难免。[6]近年来,不断有日本球手加盟美国职棒联盟赛,文化适应和制度安排也始终是影响选手临场表现的两大问题。

当一种竞技体育项目传入到不同文化区域时,必然会在输入地产生不同的象征意义。一个世纪前随着英国殖民主义的扩张,板球渐渐成为从加勒比海到太平洋和印度次大陆均广受欢迎的一项运动。日常表述用语中,“没有板球范儿”(not cricket)就有做事缺少绅士风格和擅改规则的意思,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在马林诺斯基进行过经典田野研究的特布里安群岛[7],板球这一源自英国的绅士游戏,亦在经历了极为戏剧化的本土化过程后,成为岛上的热门体育运动。20 世纪初,英国传教士把板球运动介绍给土著岛民的初衷,是想传授一种“文明人”的休闲和娱乐方式。然而随着这一运动的不断普及,20 世纪70 年代,在该地区,板球已经转型为一种高度地方化的村际比赛替代了原先的纷争斗殴,已基本上看不出太多的英国特色:首先,比赛双方球员们的着装不是白色球服,而是传统的部落战衣,而且每队最多可以上40 名球员(而正规赛只限11 名);其次,“球赛”成为“政治结盟”的一种方式,东道主永远是胜者,但赢的比分不能太大,以免使客队难堪,这在西方人看来是匪夷所思的;此外,在比赛时队员们载歌载舞,不时使用巫术来辅助击球手和投手,而巫术一直是殖民当局屡禁不止的“落后”习俗。当投手在投球时,会念念有词,背诵咒语,似乎是为了让投出的长矛能击中目标。当地人还重新设计了板球拍,以提高投球的准确性;“球赛”还是当地人食物和其他物品进行仪式性交换的场合。当地人利用板球赛来表达他们拒绝殖民化的立场,同时显示出特布里安岛居民独特的文化创造力。在1974 年出品的民族志影片《特布里安岛的板球》(Trobriand Cricket)中,一位村民代表说道:“我们终于抛弃了白人的游戏;板球现在是我们自己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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