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与革新中国神话学的前沿发展

【写作缘起】

一致百虑，殊途同归，在全面反思学科史中批判既定结论、寻求突破性革新，重建中国神话学的观念与研究路径，这是十余年来，我对中国神话学前沿发展的最大感触与总结。十二年前博士毕业后，我从中外文论转向神话学和人类学研究。神话学于我，虽少了求学阶段步步为营式的积累，却促使我保持足够的自知之明，避免盲从狭隘，多些整体和反省眼光。我逐渐感受到，当下学界最优秀的一批神话学者所从事的神话研究，已然不全是人们习以为常的、信手拈来的神话故事，不完全是被选入中国文学史的文章片段、也不能直接等同于从电影院、电视和网络上认识的神话，甚至不完全是民间的、田野调查的神话。那么，这些学者精思覃研的神话研究是什么呢？他们的观念有无共性？他们不同于“习以为常”式研究的诉求及意义是什么？

在相继完成《断裂中的神圣重构》《神话与古史》《比较神话学在中国》（反思部分）三个课题后，结合对中国现代神话学术史和先秦文化的探索，尤其对中国文明起源特色的理解，我愈发确定：原来，这批学者不约而同地深入反思中国现代神话学术史的建构，检视它的基本定义、经典命题和研究范式，从而提出系列革新性命题和研究路径。

基于上述认识，2017年深秋，笔者邀请相关领域的代表性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参加“神话中国”工作坊：“神话学反思及思想研究”。①参见许诗怡：《走进八千年神话中国：“神话学反思及思想研究”工作坊综述》，《文学人类学研究期刊》，2018年第1期。之后，开始着手会议论文的出版工作，笔者再次亲历作者们为了更好呈现多年探索心得，如何用心修订甚至三易其稿，蒙此番幸事，这本论文集应运而生。论文集以“神话中国”为大标题，是因为本书中各位学者的研究已然突破了百年来形成的中国神话学格局。在他们开创的全新研究视野和诉求中，神话不再仅是文学或民间故事，它成为反思中国现代学术话语、重新走进中国历史文化、理解当下中国的一条重要线索，甚至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视角。换言之，“神话”一词成为我们表述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核心术语和关键点，②相关介绍还可以参见叶舒宪：《中国的神话历史：从“中国神话”到“神话中国”》，《百色学院学报》，2009 年第1期；谭佳：《重述“神话中国”：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第七届学术年会简评》，《民族文学研究》，2017年第5期。它体现并带动着我们对中国的理解。对此，我概括为以下几方面进行简要介绍。

一、全面反思中国神话学

（一）对概念和学术史的反思

论文集上编的各篇文章，都纷纷指向反思中国神话研究的症结，大家的共识在于：在削足适履的概念移植中，前辈们筚路蓝缕找到的“中国神话”与中国文化本身并不自洽，“中国神话”也没有取得欧日神话于其社会发展的意义。当“神话”概念由日本传入中国之初，与日本可以现成的将“记纪神话”直接套用研究不同，中国传统典籍没有与现代神话概念能相对应的经典，故此中国神话材料的再造问题成为一代神话学者们的当务之急。茅盾、鲁迅、袁珂等最有代表性的神话大家重建的中国神话系统以希腊、罗马神话为标准，力图在宏大结构和具体细节上与之尽量对应。因此，他们只能从《山海经》《风俗通义》《艺文类聚》等等文献记载中发现所谓的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补天等超自然故事，视之为中国神话。建构中国现代神话学的先贤们不加反思地全盘接受了一个狭隘的西方现代神话概念，并根据这种概念研究所谓的中国神话材料，于是出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给中国神话学界带来无法克服的困难。

从学术史来看，1897年的《实学报》是更早使用“神话”的汉语文献。比蒋观云、梁启超更早使用“神话”来分析中国上古文化的是章太炎。他用西方宗教学的宗教性来阐释六经的神圣性，用巫史文化的史官职能来处理争论不休的六经作者问题。同时，他又借神话和语言问题建构“历史民族”“中华民国”等范畴，与梁启超一起开创了神话与古史相剥离、相对立的范式。章太炎、梁启超、古史辨派、茅盾、周氏兄弟、袁珂等研究者为中国神话学提供了资源和助力，并让之逐步成为专业的学术门类。一言以蔽之，他们的研究有着要为中国神话寻找体系、以之与西方相媲美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已成为上世纪中国神话研究的核心命题和基本心态。通过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和解决方式，“中国神话”成功成为了建构“中华民族”的溯源凭据。神话学与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这些新兴学科一起，共同完成了“中国”和“中华民族”的现代性认同和表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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