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和当代国际关系互动初探

去冬今春，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袭向中国和世界，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健康，并猛烈冲击着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在疫情的冲击下，世界事务和国际关系正在发生重大甚至质的变化，公共卫生、经济科技、政治安全、全球地区等诸领域和地域的体制机制建设走进了新阶段，整个人类社会将在经受严峻考验中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安全议题的变化。在横跨一战和二战的半个世纪里，应对军事和战争的传统安全威胁是当时国际社会最为关心的议题。20世纪下半叶开始，非传统安全威胁逐步显现和加重，如6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的工业污染、70年代兴起的国际恐怖活动、80年代加剧的气候变暖、90年代暴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等。在21世纪的头10年，“9·11”事件、印度洋大海啸、国际金融危机以及甲型H1N1流感等流行时疫不断发出严重警示，要求国际社会予以重视和应对。后者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时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并进行了国际合作。但是，美国在此后不久就把注意力转向传统安全威胁，先后提出了针对中国崛起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印太战略”，直至特朗普政府公开把中国和俄罗斯列为战略竞争者和主要对手。近些年来，地缘战略、大国博弈、军备竞赛等传统安全议题成为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的中心议题，非传统安全议题逐步退居后位。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敲响了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警钟。这一“超级非传统安全”威胁严重影响整个人类的生命和健康，警示国际社会在应对传统安全威胁时，还需要加强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

国际社会在惨重和沉痛的代价中警醒，终于加强了在抗疫中的共同努力。3月26日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是国际社会凝聚共识的重要会议。峰会“坚定承诺建立统一战线应对这一共同威胁”，并致力于“抗击新冠肺炎大流行”“维护世界经济”“应对疫情对国际贸易造成的干扰”“加强全球合作”等。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也加大了国际磋商和协调的力度，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应对百年一遇的巨大挑战。

国际社会在共同抗疫时的主要困难是疫情的全球性和应对的国家性。一是协调行动的困难。在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面前，世界各国的应对很不一致，有的各行其是，有的以邻为壑，而“木桶短板”恰恰是国际抗疫的致命弱点。二是协调机制的困难。在全球范围内，国际社会尚不具备公共卫生的高度权威机制，美国的公开挑战又干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协调工作。在地区范围内，缺少地区公共卫生机制，即使在欧盟内部也因各自为政而难以协调。一些原来开放的边界重又关闭。三是协调思想的困难。在疫情的生死考验面前，一些国家先前的脉脉温情被抛在一边，各种错误思潮相继抬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排外主义和单边主义形成叠加势能，不断冲击着国际抗击疫情的有效合作。更令人担忧的是，许多国家忙于应付疫情的“硬任务”而无暇顾及思想意识的“软任务”。一旦错误思想形成错误社会思潮，世界各国需要花费无数倍的努力才能应对和消除其恶果。

国际主要力量对比正在加快重组的步伐。全球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正在继续催化国际力量对比（即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国际格局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在特殊条件下会加速变化，此次疫情无疑是一剂猛烈的催化剂。

第一，国际主要力量加快重新组合。冷战结束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度主导了国际力量对比的总体态势。但在国际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不断冲击下，国际格局逐步朝着有利于世界主要力量相对平衡的方向发展。时至今日，美国已经失去了“单超独霸”的地位，西方发达大国也被迫与发展中大国在二十国集团等国际平台上共议世界经济大事。在此次生命攸关的新冠肺炎疫情中，美国的许多盟国友邦不再听从盟主发号施令。例如，七国集团外长会议拒绝了美国对中国的 “污名化”和“甩锅”。又如，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重申国际合作和共同抗击疫情。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同盟体系已经无法应对当前世界的许多挑战，凝聚盟国的基础正在发生重大动摇。

第二，国际思想感召力和政治影响力的变化。自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一直用其思想理论感召和影响世界各国。一战后诞生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二战后成立的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新独立的国家，不断动摇着西方在思想理论界的一统天下。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对西方的思想理论霸权又是一次猛烈的冲击。在全人类的生命安全受到全面和紧迫的威胁时，传统的种族宗教差别、贫富贵贱区分、经济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对抗等已经退居次位。现在全世界除少数人（如美国当政者），时疫防控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团结合作的最大公约数，中日韩三国的关系明显改善，欧盟和中国都在投桃报李，连挪威首相也公开请求中国不计前嫌给予支持。人类社会的地球村和共同体意识在新冠肺炎的威胁下得到增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突破有形和无形的阻隔，正在超越西方思想理论而进行全球一家的时代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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