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引发的社会演变

引言

2020年春季，被世界卫生组织最后确定为“2019-新冠病毒病”(COVID-19)的全球公共卫生事件突发而来(1)由新冠病毒引发的疫情表述，各国机构先后出现过多种不同阐释，最后大致统一以世卫组织颁布的“COVID-19”亦即汉译的“2019-新冠病毒病”为准。相关分析可参见笔者论文：《人类语词共同体：新冠疫期的网络热词分析》，载于《广州大学学报》，2020(5)。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初稿撰写于2020年2月至3月间，曾在文学人类学公众号推送。其中一些数据和相关用词受限于当时的疫情报表，与刊发时会有落差，供对照参考，望读者明鉴。，撕裂社会，席卷世界。其冲击之烈、波及之广，已被视为百余年来人类的最大灾难。笔者以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方式，秉持客观化的第三方立场作跟随式描述，对疫情影响下的社会演变进行有限记录，力图为日后的深度研究提供可资参考的现实档案和相关思考。在灾难与人文关怀的表述意义上，本文亦可视为自2003年“非典疫情”与2008年“汶川地震”后文学人类学团队撰写并发表之系列写作的延续和跟进[1][2]。

一、谁是“携带者”：病毒传播与人口流动

2020年1月，随着“2019-新冠病毒病”(以下简称“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在对病毒传染的恐惧下，各地开始严防“武汉人”——拥有武汉户籍和有武汉旅行史的各类人士，原因是担心其中包含难以觉察的病毒携带者。然而从防止病毒传播层面看，哪些才是该列入的“武汉人”呢？

每一地方都有与之相关的多种人。以居住和流动来分，至少包括如下类型：(1)世居当地；(2)迁离当地；(3)移居当地；(4)暂居当地；(5)途经当地。

结合现代生活方式并从社会人口学角度分析，世居类型以本人在当地出生并定居生活者为准；迁离类指由本地出生的外迁者；移居类为外地迁入且以婚姻、就业等方式在当地定居并取得户籍者；暂居者不易确定，主要包括在当地打工、就业乃至商务、会议、探亲访友和旅游休闲但未获取户籍的“流动人口”。

从与当地区域的关联流动看，以上五类各不相同。第一类多半在本地活动，交往范围主要是当地区域之间；第二类的流动难有规律，大多发生在定期和不定期与家乡亲戚、故友的相互往来；第三与第四类型的移动较容易把握，一般表现为法定节假期间的回乡行程以及与商务旅游等相关的有限出行；第五类可以通过多渠道交通数据概略统计。

以上划分及特征对于武汉也不例外，与之相关的类型也包括五种(图1)：(1)世居武汉人；(2)迁离武汉人；(3)移居武汉人；(4)暂居武汉人；(5)途经武汉人。

图1 多种“武汉人”的分类示意

因此，为了准确排查可能的“病毒携带者”，需要对同一区域的相关人群进行类型划分。

2020年1月下旬，武汉“封城”、疫情公开后，当地官方宣布，在春节因素和疫情影响下，有相当数量的人员离开当地。根据地方人口的上述划分，可以说官方统计的离开人员，都属五类武汉人。其中除了第二至第五类的正常流动外，不排除因避免传染而临时离开的第一类。

《人民日报》对这些流动数字予以关注，称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春节放假回家或者回乡探亲，还有人是长假出游”。因此判断在这批数量众多的人员中，“绝大多数人并非所谓‘逃离’，更不意味着‘带病’”(2)参见《请妥善安置好500万离开武汉人员》，人民日报，2020-01-27。。

武汉的统计人口超过1 000万，在分布全球的聚居类型中，称得上超大规模城市。与此次疫情关联的离开人群数目众多，正是这种规模的巨量流动，引起了世人瞩目及猜测联想。因此，如何准确区分其中的不同类型以助于在防御传播上分别对待，成为了疫期首要任务和今后的长久难题。

值得进一步警觉的是，时值2020年的春运时期，若干人员从武汉进出，标志着疫情开始在城际间扩散。当其中人员，尤其是“途经武汉”的第五类由各地再度聚散，连锁波及的无数轮交往接触之后，其数字将难以估算。其间，在流行病学意义上，若干不同类型的新“武汉人”也将随之出现，那就是：“新冠波及者”。

随着时间推移，事情继续变化，人们对疫情的认识也逐渐深入。当中国乃至世界各地都出现若干“新冠”传播圈时，武汉将不再是世人关注的唯一焦点。这时，“新冠病毒”(2019-nCoV)才是防控的焦点所在，而非均为受害者的各类“宿主”——不明缘由的病毒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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