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视阈下川东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一、引 言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民族文化瑰宝，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1]。川东地区地处川内外交流互通的重要节点，高山大川的自然环境和独特的人文风情共同在此塑造了厚重的传统文化沉积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川东体育非遗正在邂逅一个传承与发展的新机遇。以文化人类学相关理论为导引，从宏观上对川东地区体育非遗的演变、传承主体、文化功能进行解读，从微观上重现其在组织功能、经济结构、现代文化、生活方式、人口结构等方面流变，试图避免前人研究对文化政策解读的拘囿，从整体观出发正确把握体育非遗的发展方向。

二、人类学视角下川东体育非遗传承的宏观逻辑

(一)文化变迁的视角——川东体育非遗演变的过程逻辑

川东体育非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着变迁。文化的流变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时代背景的变迁，张继焦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6次文化转型归纳为：文化自满、文化自卑、文化自省、文化自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2]，这一过程也基本符合当地体育非遗的演变规律：川东传统体育发轫于商周时期，高山大川的阻隔使当地孕育出的传统体育文化具有鲜明地域性与民族性特点，如在“武王伐纣”中“前歌后舞”的巴渝舞，即是当今众多体育非遗舞蹈项目的原型；在奴隶社会后期至封建社会的漫长时期内，部分项目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彻底消亡，但陆续又有众多新兴项目补充进来，如明清时期的余门拳、“湖广填川”时期的谭氏子孙龙等；鸦片战争以来，包括川东传统体育在内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民众被笼罩在强烈的文化自卑氛围中；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冲突愈发激烈，引发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自省，费孝通先生提出了著名的“文化自觉”理论，呼吁大众重新重视自身文化，政府、精英与民众也开始重新审视在“文革”时期被批为“四旧”的川东传统体育；当今，世界各国民粹主义抬头、贸易保护主义的复辟促使社会各阶层从传统文化中寻找中华文化的未来，增强文化自信成为川东地区美丽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内容，部分延续至今的传统体育项目被申报为省级、市级体育非遗，传统体育的复兴成为当地文化发展的新常态。

(二)主位与客位视角：川东体育非遗传承的主体与社会话语

所谓“主位”与“客位”，即是以“自我”与“他者”身份探讨体育非遗传承的两种视角。在川东体育非遗的现实传承中，“主位”与“客位”的社会话语权分配是不均衡的——作为“他者”，政府和企业可以在保护和利用体育非遗的过程中占据主动，学者亦可以从主观出发对体育非遗的相关现象“下定义”，而作为“自我”的传承人与族群成员，并没有在体育非遗传承过程中获得足够的社会话语，从而导致川东多个地区体育非遗项目由于过度的外力干预产生了“异化”现象。这种话语权分配格局的形成，一方面由于出于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研究等现实驱使的“他者”，相比较于孕育出体育非遗的川东乡村中的“自我”，拥有更多权力与资源，从而可以掌握更多社会话语；另一方面，青年一代族群成员对自身民族文化的漠视，以及在认识层面文化自觉的不足、意识层面的文化迷失、实践层面文化自信的缺乏，也是形成话语体系分配不均衡的重要原因。

(三)文化功能视角：川东体育非遗的多重功能

文化功能主义学派认为“观察一个民族的文化生活，要把它视为一个功能的统一体[3]”，这正是文化人类学“整体观”的写照，也与黑格尔的“存在即合理”理论不谋而合。川东地区体育非遗并非被束之高阁的文化标本，而是深植于民族内心的“身体记忆”。以石桥火龙为例，当地人在正月十一到十五期间定期举行，这一展演项目吸引了央视等众多媒体报道，无形之中提升了川东民众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元九登高”起初是为纪念诗人元稹而自发形成的，后来演变为以民众切身参与、亲身实践为主的大众健身活动，对民众全民健身观念的形成具有积极意义。整体来看，川东体育非遗项目因其辐射地域、项目特点而具有娱乐身心、增强体质、提升民族认同等多重功能。正是由于兼具符号性与实用性双重特色，川东体育非遗能够联系本地经济与文化发展实际，实现其改革和创新的发展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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