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发展演变与应用价值的提升日本人类学者

作为人文学科的人类学，是具有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及研究方法的，也有着独到关怀及研究使命。在本质上，其研究路径是不需要政治协调的，研究结果也不会轻易受意识形态左右。然而，在近现代发展过程中，人类学却不再单纯地保持着这一状态，而是演变成为与国家主体交织在一起，成为一种超学科性的存在。其中，人类学对当今国家对外开发援助的参与就较为典型。通过参与国家主导的开发援助项目，人类学彰显出一定的政治向度，并具备了一定的合理性及必要性。

某种意义上，人类学在政府开发援助中的应用，一方面反映了当代国家依然在从历史经验中汲取养料的客观事实（在殖民主义统治时期，殖民主义者利用人类学实施殖民管理。殖民主义统治瓦解后，人类学又因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国家的对外战略上产生出社会应用价值），另一方面，也能体现出当今国家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已不再将学科置身事外的客观现实。

毕竟，当今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成就，已全然不是仅靠某些单一要素就能完全确定的事项。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国家的这一行动却推动了学科本身的发展。对于这一点，尽管在倡导学科独立性的时代不太适宜，但却能够表明国家仍然是推动学科发展重要主体的事实。可以认为，在谈论当今的人类学学科建设和发展进程时，“抛弃‘国家’是不现实的，也是徒劳的”[1]。

对当代日本而言，推进对非开发援助已不再是单一的事项。为进一步推进对非开发援助，日本启用了人类学，以满足对非开发援助战略及实践之需。当代日本在对非开发援助上不断彰显出的活力，某种意义上就是日本将人类学知识及方法不但作为艺术而且作为推进对非开发援助的基础的体现。日本在对非开发援助进程中，对人类学应用性价值的挖掘以及对人类学方法的使用，无疑建构起了通过“国家理由”来确定人类学发展走向的一种特殊模式，从而使得人类学学科本身产生一种世俗化的发展方向。显然，人类学学科的发展不仅被导入到更精细的社会应用现实之中，而且还极大地增强了日本国家对非开发援助的能力。

一、人类学在日本的发展与社会应用

人类学自诞生以来经历了不断演变发展的过程。早期的人类学以原始人为研究对象，殖民主义统治时期的人类学演变成为殖民主义统治者手中的工具，殖民主义统治瓦解后，人类学又遭遇到难以突破以往研究范式的现实。而对应用价值的挖掘,一时间成为人类学推崇的突破传统研究范式的关键。如同其他国家一样，日本在增强人类学社会应用价值方面同样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人类学在日本的发展，跨越了不同的历史阶段，体现出历史性的发展征候。早在1884 年，坪井正五郎（1863—1913 年）就“建立了名为“人类学之友”的学会，其的灵感来自于日本政府聘请的西方学者在日本写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爱德华·莫尔斯”。紧接着，坪井的学生鸟居龙藏（1870—1953 年）等人就开始着手研究日本之外的民族及社会。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日本人类学稳步发展，并向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考古学、体质人类学、灵长类学等专业领域多样化扩展……。

1934 年，日本民族学学会（JSE，the Japanese Society of Ethnology）成立，并开始在日本的前殖民地进行详细的实地研究，这一事实使所谓的‘人类学的殖民根源’不再是西方的垄断。然而，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日本的彻底失败，海外研究一直中断到20 世纪60 年代末，那时日本已经从战争的废墟中崛起。

之后，越来越多的日本人类学家在世界几乎所有角落进行研究”[2]。自此，日本人类学者通过突出应用性和实践性而进行的学科建设开始稳步向前推进。

面对人类学良好的发展势头，日本人类学术界并没有沾沾自喜而止步于既有成就，而是开始思考本国人类学的国际地位。随着地位意识的不断增强，日本人类学界越来越看重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排名（这是因为日本人类学界认为日本人类学依然还是世界上的一个陌生人，日本人类学界的研究成果在世界上鲜为人知，并且,在讲英语的国家中，日本人做的人类学研究被低估或忽视了）[3]。

要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不错的排名，就意味着日本人类学界不仅需要拿出能为国际认可的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而且还要最大限度地参与到国际问题的解决上来。尤其是对于像非洲这样的社会经济发展滞后的地区，就此开展调查研究无疑既能够提高日本人类学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又能够促使日本人类学家重新考虑本国人类学研究中社会应用价值建构的问题。毕竟，近现代的非洲所面临的粮食短缺、天灾疾病、经济低迷、环境恶劣等各方面的问题，是非洲大陆及其人民突破现实困境需要直面的紧迫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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