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论、研究议题和方法创新：论重建民族学

作者简介

何 明，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任云南大学特聘教授、研究员（二级）、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民族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以及《民族研究》《开放时代》《思想战线》《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等学术期刊编委。主要研究领域：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族群互动、全球化与民族文化、族群关系、艺术人类学、边疆问题等。

导 言

在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民族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在当今世界，民族经常发挥着左右国家、区域乃至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重要作用；在日常生活中，民族不时成为影响人们生活秩序或人生走向的或隐或显的影响。然而，在西方，原本专门从事民族调查研究的民族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趋于式微，萎缩为规模不大的学科，人类学的一个很小众的研究领域，仅有少数学者致力于此；在中国，民族学学科之名仍然存留，受历史和现实诸多因素的制约，对于民族现象做出有效解释的成果非常有限。民族的社会事实与学术研究之间形成了严重的“供需不平衡”，民族现象的重要性、复杂性与民族研究的薄弱性、滞后性构成巨大反差。有鉴于此，近年来我对民族学学科的反思与重构进行了时断时续的思考与研究，撰写与发表了一些论文，并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呼吁：民族学需要深入系统的自我反思，民族学的学科重构迫在眉睫！

本书所汇集的是已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关于民族学学科的反思与重构的论文，这些论文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组：

第一组的四篇文章论述学科反思与建构的整体性问题。其中，《问题意识与意识问题——人文社会科学问题的特征、来源、发现与应答》（刊载于《学术月刊》2008年第10期）阐述了我个人包括民族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理想类型。我认为，是否能够取得有价值和有成效的学术创新，不仅取决于是否具有问题意识，更取决于什么是学术问题、从何处发现问题、怎么发现问题和怎样应答问题。作为以人为中心、以人类社会文化为论域的学术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来自人的生活世界；无论是有关普遍性和一般性的宏观“大理论”，还是面对特定社区或群体的个案研究，无论是实地研究或经验研究，还是阐释性研究或评价性研究，问题都来自人的生活世界及其认知和研究中出现的尚未给予系统解答的疑问和有效程度尚不能令人满意的应答。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问题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在于或呈现于社会关系之中，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发现有关人及其社会文化的真问题。作为一种社会职业的理性集体行动类型，人文社会科学必须遵循一定的学术秩序和规则，对问题的应答需具备负责任的态度、可靠的依据、缜密的分析、清晰的表述等原则，唯此才能获致有效的真知识，也才有实质意义的学术创新。《“魁阁”时代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实践》（刊载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评述与分析了中国民族学、人类学与社会学学科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案例“魁阁”现象，以期为民族学学科的反思与重构提供借鉴。时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的吴文藻于1939年在昆明创办了燕京大学—云南大学实地调查工作站（The Yenching-Yunnan Station for Sociological Research），先后汇集了费孝通、陶云逵、许烺光、史国衡、田汝康、张之毅、谷苞等一批青年学者，开展了一系列的社会科学中国化的探索与实践，产出了《乡土中国》《云南三村》《芒市边民的摆》《祖荫下》《昆厂劳工》《个旧女工》等一批在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产生了国际影响的重要成果，创造了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历史高峰。该文对“魁阁”现象进行分析，认为其主要特征是直面日常生活的“从实求知”、整合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整体认知中国社会文化特征的社区调查、学术共同体的建构和深入的国际学术交流合作。《民族研究的危机及其破解——学科认同、学者信任和学术体制的视角》（刊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直面民族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从学科体制角度进行反思，认为民族研究面临着学者的学科认同危机、社会信任危机、学科体制和学术体制的危机，提出从重构“民族”概念、探索与运用具有信度和效度的研究方法、厘清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关系、学科体制以及相关学术管理体制创新等角度破解危机。《民族研究识论转向与民族学识体系重构》（刊载于《思想战线》2019年第6期）则进一步从认识论角度反思民族研究存在的问题，认为我国民族研究缺乏解释力、信度和效度的深层次原因，是初民社会研究范式、本质论和实在主义的旧认识论。为此，必须推动民族研究的认识论转向，建立起复杂社会研究范式、实践论和关系主义的新认识论，才有可能实现我国民族学的知识体系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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