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学报

《瞻对》:关于非虚构文本的人类学见解丨新力

郑少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作为一名人类学者来讨论“非虚构”写作问题,和学科间相互启发的需要有关,也可能是因为我最近几年在关注阿来的写作。我自己做过康区土司研究,写过一本《汉藏之间的康定土司》,展开研究之前,当然已经读过阿来的《尘埃落定》,书稿完成后我意识到阿来很深地影响了我的思考框架。但在我的书里,阿来是隐匿的,甚至都没有作为参考文献出现过。为什么人类学者不能坦承文学的贡献呢?为了弥补这个缺失,我后来相继做过一些对阿来的再阅读和写作,算是迟来的致敬。更何况,阿来其实还是一位对民族理论、政策和实践有自己独到见解的知识分子,《瞻对》出版后,他与一位主管民族政策的高级干部有过一场对话,曾经引起很大反响。

《瞻对》是阿来最著名的一部非虚构作品。2013年《人民文学》非虚构大奖的颁奖词说:“作者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去反思和重申历史,并在叙述中融入了文学的意蕴和情怀。”这段话涉及了“历史”与“文学”两个关键词,可以看做是对非虚构文学之历史功用的肯定。

从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到非虚构作品《瞻对》,在阿来笔下,康区土司除了在小的尺度上,相互之间合纵连横、征战杀伐外;在大的尺度上,既有依赖、协同内地征剿西藏的一面,也有与西藏联手,共同对付清廷和民国政府的一面。简言之,土司及其追随者是一些钟摆人,善于在政治结构中间拿捏、回旋。民国时期前辈学者林耀华、马长寿、陈永龄等人也尝称嘉绒在汉藏之间“首鼠两端”。虽然这个框架并非阿来首创,但是通过虚构及非虚构写作,他把这个双向互动过程铺陈得非常磅礴、精细。可以看出,其一藏族内部结构并非铁板一块;其二就像阿来曾强调的,“作家表达一种文化,是探究这个文化‘与全世界的关系’”。当然,近年来国内人类学也已经较多实践王铭铭等人所推动的“关系主义人类学”了,可见阿来的直觉和眼界具有学者式的精准。

阿来用近似纪年的手法记述了清廷发动的七次瞻对战争。从乾隆开始,就要依靠西藏地方政府助战,到了全书用力最著的贡布郎加叛乱时期,更是依靠藏军才最终平息,因为支付不起西藏军饷,而把瞻对赏赐给西藏,在康区地面上形成了犬牙交错的政治局势,一直到清末川边新政以后才由中央直接设县治理。我们看到贡布郎加既挑战西藏的权威,又挑战中央王朝的权威,而受到贡布郎加欺凌的其他土司和百姓,在打箭炉清衙门告状未果,便又向西藏争取噶厦政府的干预。可见阿来写瞻对,包括余下很多篇幅写整个康巴,都是把它放到清代开始的整个区域性政治局势中、相互关系中来写的,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这个框架完全经得起学术检验。

有些评论认为,从《瞻对》所使用的正史材料,主要是清代官方档案文书的真实性上看,是历史的、非虚构的;而从对材料的文学化组织和运用方式来看,则是主观的,小说家言的。这个见解固然不错,但是他们还认为,因为阿来同时选择了地方笔记、方志、民间故事、口头传说等材料,所以更显出虚构的特征。这个说法一方面没有意识到在《瞻对》中阿来虽然努力深入田野、兼听兼信,但实际上帝国档案被广泛采信,民间材料则被贬抑;另一方面本质化了历史,对历史学来说,任何材料都是有意义的,核心在于如何展开“文本分析”,发问的落脚点在文本“到底想说些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样说?”

虽然前后延续了200多年,但在当代瞻对口传材料里,几乎所有事迹最后都错误地叠加在贡布郎加一人身上,他也被称为恶魔或护法神,有各种暴力神异的传说。显然,这些材料并非事实,而且从叙事方式来说是反逻辑的。阿来将之称为地方的“叙事迷宫”,造成“时空交错的魔幻之感”,以此来说明藏区的落后、循环与历史停滞。但反过来,从藏族历史叙事风格来看,把恶魔收伏为护法神,意味着藏传佛教征服原始苯教、教化藏地全境的过程;与此同时,强调贡布郎加对佛法僧三宝的不敬,对瞻对来说,也是在表明一种宗教和政治意义上的地方性和多样性,这是一对永恒的纠缠和张力。本地材料显示,瞻对上中下三个土司家族都是从一个叫喜饶降泽的僧人开始,跟随西藏的八思巴去北京觐见忽必烈,由于在忽必烈面前展示了独特法力,受职回家,称为“瞻对本冲”,这是瞻对地名的来历。这个起源叙事相当精巧,隐含的真相是,既有佛教化过程,也有与西藏及中央王朝的直接关联,且这种关联是等级性的。这个结构也分明地显示了一种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所说的“英雄祖先”和“兄弟祖先”历史心性的结合,加上关于瞻对“夹坝”(劫掠)的描述,反映了藏区较为恶劣的人类生态。而口传资料对贡布郎加传奇的反复强化,反映出来的现实是,在国家政治一体、藏区文化相似性之下,中心与边缘、民间与庙堂、朴蛮特质与文明教化之间的辩证距离。尤其在历史上藏区双重多封众建的背景之下,这种塑造地方强人和主体性的叙述结构就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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