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瞻对》：关于非虚构文本的人类学见解丨新力

郑少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作为一名人类学者来讨论“非虚构”写作问题，和学科间相互启发的需要有关，也可能是因为我最近几年在关注阿来的写作。我自己做过康区土司研究，写过一本《汉藏之间的康定土司》，展开研究之前，当然已经读过阿来的《尘埃落定》，书稿完成后我意识到阿来很深地影响了我的思考框架。但在我的书里，阿来是隐匿的，甚至都没有作为参考文献出现过。为什么人类学者不能坦承文学的贡献呢？为了弥补这个缺失，我后来相继做过一些对阿来的再阅读和写作，算是迟来的致敬。更何况，阿来其实还是一位对民族理论、政策和实践有自己独到见解的知识分子，《瞻对》出版后，他与一位主管民族政策的高级干部有过一场对话，曾经引起很大反响。

《瞻对》是阿来最著名的一部非虚构作品。2013年《人民文学》非虚构大奖的颁奖词说：“作者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去反思和重申历史，并在叙述中融入了文学的意蕴和情怀。”这段话涉及了“历史”与“文学”两个关键词，可以看做是对非虚构文学之历史功用的肯定。

从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到非虚构作品《瞻对》，在阿来笔下，康区土司除了在小的尺度上，相互之间合纵连横、征战杀伐外；在大的尺度上，既有依赖、协同内地征剿西藏的一面，也有与西藏联手，共同对付清廷和民国政府的一面。简言之，土司及其追随者是一些钟摆人，善于在政治结构中间拿捏、回旋。民国时期前辈学者林耀华、马长寿、陈永龄等人也尝称嘉绒在汉藏之间“首鼠两端”。虽然这个框架并非阿来首创，但是通过虚构及非虚构写作，他把这个双向互动过程铺陈得非常磅礴、精细。可以看出，其一藏族内部结构并非铁板一块；其二就像阿来曾强调的，“作家表达一种文化，是探究这个文化‘与全世界的关系’”。当然，近年来国内人类学也已经较多实践王铭铭等人所推动的“关系主义人类学”了，可见阿来的直觉和眼界具有学者式的精准。

阿来用近似纪年的手法记述了清廷发动的七次瞻对战争。从乾隆开始，就要依靠西藏地方政府助战，到了全书用力最著的贡布郎加叛乱时期，更是依靠藏军才最终平息，因为支付不起西藏军饷，而把瞻对赏赐给西藏，在康区地面上形成了犬牙交错的政治局势，一直到清末川边新政以后才由中央直接设县治理。我们看到贡布郎加既挑战西藏的权威，又挑战中央王朝的权威，而受到贡布郎加欺凌的其他土司和百姓，在打箭炉清衙门告状未果，便又向西藏争取噶厦政府的干预。可见阿来写瞻对，包括余下很多篇幅写整个康巴，都是把它放到清代开始的整个区域性政治局势中、相互关系中来写的，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这个框架完全经得起学术检验。

有些评论认为，从《瞻对》所使用的正史材料，主要是清代官方档案文书的真实性上看，是历史的、非虚构的；而从对材料的文学化组织和运用方式来看，则是主观的，小说家言的。这个见解固然不错，但是他们还认为，因为阿来同时选择了地方笔记、方志、民间故事、口头传说等材料，所以更显出虚构的特征。这个说法一方面没有意识到在《瞻对》中阿来虽然努力深入田野、兼听兼信，但实际上帝国档案被广泛采信，民间材料则被贬抑；另一方面本质化了历史，对历史学来说，任何材料都是有意义的，核心在于如何展开“文本分析”，发问的落脚点在文本“到底想说些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样说？”

虽然前后延续了200多年，但在当代瞻对口传材料里，几乎所有事迹最后都错误地叠加在贡布郎加一人身上，他也被称为恶魔或护法神，有各种暴力神异的传说。显然，这些材料并非事实，而且从叙事方式来说是反逻辑的。阿来将之称为地方的“叙事迷宫”，造成“时空交错的魔幻之感”，以此来说明藏区的落后、循环与历史停滞。但反过来，从藏族历史叙事风格来看，把恶魔收伏为护法神，意味着藏传佛教征服原始苯教、教化藏地全境的过程；与此同时，强调贡布郎加对佛法僧三宝的不敬，对瞻对来说，也是在表明一种宗教和政治意义上的地方性和多样性，这是一对永恒的纠缠和张力。本地材料显示，瞻对上中下三个土司家族都是从一个叫喜饶降泽的僧人开始，跟随西藏的八思巴去北京觐见忽必烈，由于在忽必烈面前展示了独特法力，受职回家，称为“瞻对本冲”，这是瞻对地名的来历。这个起源叙事相当精巧，隐含的真相是，既有佛教化过程，也有与西藏及中央王朝的直接关联，且这种关联是等级性的。这个结构也分明地显示了一种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所说的“英雄祖先”和“兄弟祖先”历史心性的结合，加上关于瞻对“夹坝”（劫掠）的描述，反映了藏区较为恶劣的人类生态。而口传资料对贡布郎加传奇的反复强化，反映出来的现实是，在国家政治一体、藏区文化相似性之下，中心与边缘、民间与庙堂、朴蛮特质与文明教化之间的辩证距离。尤其在历史上藏区双重多封众建的背景之下，这种塑造地方强人和主体性的叙述结构就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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