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人类学者的海外探险

原标题：一个中国人类学者的海外探险

原创 项飚 单读

十一假期，单读继续每日更新，并以“翻旧账”为题，回顾《单读》的前身《单向街》Mook 中的绝版文章。

今天的这篇《世界、学理与自我》收录于《单向街 003：复杂 · 性》，同时是作者项飙《生产虚拟：全球 IT 产业中的印度“猎身”劳动体系》中《跋》的一部分。在文章中，项飙向我们分享了非常私人化的记忆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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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地址： class=\"art_p\" cms-style=\"font-L">《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飙谈话》

项飙、吴琦 著

铸刻文化丨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20-7

世界、学理与自我

——一个中国人类学者的海外探险

撰文：项飚

从北京的“浙江村”，到印度 IT 人士，年轻的人类学者在寻找自身体验与世界的联系。

牛津乌云

到牛津大学，而没有到北美学习，我对此感到幸运。这并不是因为牛津给了我系统的训练，恰恰相反，牛津几乎不提供任何训练，博士生不上课也不考试，只要求交最后的论文。如果像北美大学那样要求，我很可能早就精神崩溃。

首先是语言问题。因为我成天忙着浙江村的课题，无心强化英语。去了一次新东方，感觉是进了气功班或者其他神秘活动的讲演会，落荒而逃。(当时大学生里流行一句话：“不考 GRE，你的人生是不完整的，”据称语出新东方校长。我在印度村庄调查时，看到墙上著名的印度全国信息技术培训 NIIT 的广告：“如果不加入 NIIT ，你的人生将失去了什么！”) 初到牛津，基本的会话都无法维持，不敢去听课和各种讨论会。后来我碰见一个当年同届的英国博士生，她告诉我，那一群学生认为我是他们中间最大的谜。

除了语言，同样让我难堪的是知识面。很多在其他国家属于中学生水平的常识，比如以色列问题、巴尔干问题、印巴问题等等，我都知之甚少。原来总以为自己缺的是“理论”，现在才意识到，我的基本知识信息的匮乏不比理论薄弱的问题更轻。这使我深刻体会到专业学术研究和公共信息传播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虽然成长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但是在成长过程中，国内媒体对国际新闻的报道依然极其有限，分析和评论基本不存在。媒体对国内的报导也是日复一日，用同样的话语，信息量小，更谈不上分析性或者批判性了。我是到了英国之后，挣扎着看点报纸和电视，才第一次体会到实证信息的力量，体会到，调查、分析、辩论、反思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工具，而是民主社会里大众的自然要求。我反复感慨，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学者们自然要刻苦工作，系统搜集数据，发展严密的逻辑，以和别人的观点竞争，面对公众的拷问、经受历史的检验。

社会科学的学术水平归根到底要靠社会环境来推进。近 10 年来，中国社会科学界有重要的发展，选题越来越真实，分析越来越深入，这一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整体思想环境的变化而推动的。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所谓“左-右”的争辩，以及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媒体平台，给社会科学界带来了新的生机。

我语言不行，知识有限，可又偏偏给自己加压，要掌握人类学的理论“真谛”。这个压力直接来源于当时国内社会科学界的理论焦虑。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思考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如何理解文化大革命、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二，如何重建国民经济和社会规范？

对前一个问题的探讨多半集中在哲学和意识形态领域，通常是宏大叙事，高度抽象。而后一个问题则要直接干预政策的设计，要做方案，出规划，其中最活跃的通常是有理工科背景的学者（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计划生育政策）。这两者在实践中完全可以并存而不矛盾，很多活跃在 1980 年代的知识精英，就在二者之间来回穿梭，产生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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