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医人类学家是做什么的，他们如何看待死亡

苏·布莱克每天都要面对死亡，作为一名法医人类学家，她将自己的目光投向实验室中的普通人骸骨、墓地、暴力、谋杀、分尸现场，以及因战争、事故或自然灾害引发的大规模死亡事件。

在这本书中，她为我们揭示了她亲眼见证的死亡的不同面目，通过自己参与的真实案例探索了法医学科的发展与进步，也讲述了法医人类学这一学科对其工作及生活的影响与感悟。

苏·布莱克（SueBlack），女爵士，世界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解剖学家、法医人类学家。曾任邓迪大学法医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现为兰卡斯特大学副校长，主要负责公众参与工作。

1999年，她带领英国法医小组在科索沃搜集战争犯罪证据。2004年印度洋海啸之后，她是率先到达泰国的法医人类学家之一，为那里的死难者鉴定身份。苏·布莱克也经常出现在媒体上，她的日常工作被拍摄成纪录片，在BBC第二台播出的《历史疑案》（HistoryColdCase）中也有表现。

2016年英国女王生日之际，她被授予大英帝国司令勋章，以表彰她在法医人类学方面的杰出贡献。

导言法医人类学家到底是做什么的

生命中的最大损失不是死亡，而是当我们活着时就在我们心中死去的东西。

诺曼·卡森斯，政治记者（1915—1990）

关于人类生存的各个方面，大概死亡及其相关之事是充斥着最多陈词滥调的。死亡成为邪恶的化身，是疼痛和不幸的先声，是在阴影中出没、猎获的捕食者，是夜间险恶的窃贼。我们给她安上不祥的恶名：冷酷的割麦人、无差别的轧路者、黑天使、苍白骑士。我们把她画成藏在黑色连帽斗篷里的残破骷髅，舞弄着一把置人于死地的镰刀，她只需一挥，就将我们的灵魂从身体中带走。有时她是一个长着羽毛的黑色幽灵，凶恶地在上空盘旋，我们只能蜷缩在角落而毫无还手之力。在许多区分了名词性别的语言（如拉丁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波兰语、立陶宛语、挪威语）里，死亡是阴性名词，但她却常被描绘成一个男人。

尖刻地对待死亡很容易，在现代世界，她已经成为一个与我们敌对的“陌生人”。人类取得了无数成就，但要对生与死的复杂关联做解释，我们并不比几百年前进步多少。在有些方面，我们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理解死亡。我们大概已经遗忘死亡是什么，她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先人可能把她看作朋友，我们则把她当作不受欢迎的邪恶对手，要躲着她，或者令她臣服——越久越好。

对于死亡，我们的默认态度是要么丑化她，要么神化她，有时在这两端之间摇摆。不管是哪种态度，不到万不得已我们都不愿提及她，免得一提她就会靠得更近。生命是轻盈、美好和幸福的，死亡是黑暗、邪恶和悲伤的。善与恶，奖与惩，天堂与地狱，光明与黑暗——我们具有那种林奈式的分类喜好，将生和死干脆划分为对立的两头，于是就安心地怀抱着对错分明的幻象，却可能不公平地将死亡驱赶到黑暗中去。

结果我们开始畏惧死亡，仿佛她会传染，要是吸引了她的注意，她就会在我们还没准备好停止生命之前来到我们面前。我们要么虚张声势地演绎，要么取笑她来麻木自己，以此来掩盖自己的恐惧。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当自己的名字排在她手里名单的首位时，我们是笑不出来的，她最终总会叫到我们的名字。所以在很小的时候，我们就懂得对死亡抱着虚伪的态度，一面嘲弄她，一面深深地敬畏她。为了将她的利刃磨钝，缓解痛苦，我们习得新的语言。我们说“失去”了某人，悄悄谈论他们的“逝去”，用庄重尊敬的语调和其他人一同哀悼一位所爱之人的“离去”。

我没有“失去”父亲——我完全知道他在哪儿。他埋在因弗内斯城里的唐纳赫里奇公墓，在殡仪员比尔·弗雷泽给的一个可爱木匣子里。父亲本人也会喜欢那匣子，不过他可能会觉得它太贵了。我们把他放进地上的一个洞穴里，放在他父母快要散架的棺材上，那两具棺材现在盛的不过是他们的骨头和死时仅剩的几颗牙齿。父亲没有逝去，没有离开，我们没有失去他：他就是不再呼吸了。其实他最好是什么地方也没有去，不然他惹了大麻烦，太不为人着想了。他的生命消失了，世界上的任何委婉修辞都没法把生命带回来，没法把他带回来。

我在一个规矩严格、毫无废话的苏格兰长老教会家庭长大，我们把铁锹叫作铲子，经常把同理心和感伤看作弱点，这种教养令我务实、不顾颜面，成为一个实务者，一个现实主义者。论及生死之事，我没有什么误解，讨论时也尽量诚实坦率，但这并不是说我就毫不介怀，面对他人的生死时没有痛苦、哀恸，没有同情。邓迪大学的菲奥娜牧师总能启迪人心，她曾说过一句很有道理的话：“在安全距离外说温柔的话，带不来一点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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