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学报

人类学教授:我们为什么焦虑?因为对今天没有

文章导读

《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飙谈话》源自人类学家项飙和《单读》主编吴琦在 2017 - 2019三年间持续进行的漫谈,历经多地辗转和体例、细节的反复推敲,直到如此特殊、富有转折性的 2020 年,才终于成书。

今天的文章节选自书中的片段,有关于这次谈话和这本书是如何开始的,以及,在今天的社会语境中,对话的精神为何如此重要。

作者简介


项飙,人类学家。现为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德国马克思·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在北京:我希望它是一个针对青年的对话

吴琦:首先想问,您为什么会对访谈这种体裁有兴趣?国内学者总体上不太流行或者习惯通过访谈来表达自己,这样的访谈也无法变成他们的学术成果,而且近年来随着大众媒体的衰落,有质量的学者访谈就变得更少了。

项飙:用中文整理思路,对我自己来讲是一个学习过程。非常重要的是,在访谈的时候我们不能用学术的语言,说的话都比较实在,是不假的话,也是我已经想得比较明白的话。只有想明白了,才能用大白话讲出来。把模糊的想法清晰化,能够用直白的语言表述出来,需要很高的造诣,所以访谈也是一个自我提高的过程。

更重要的价值是互动。通过访谈能够跟现在的年轻群体交流,这个太重要了,让我听到一些声音,看到一些正在发生的变化。变革,不一定是革命性的大变革,我们所处的每一刻都可以是历史的拐弯点,都蕴含着多种变化的可能。怎么去理解、把握这些拐点,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感觉到年轻同学渴望有一些工具来帮助他们思考、探索,他们这个愿望非常强,而且今天他们需要的工具跟以前的工具不一样了。以前,有工具来分析和设计经济运行、社会资源再分配、城市规划等等可能就够了。那是典型的实证研究和政策研究的工具。这些专家式的工具是以前推动变化的主要途径。今天的社会不一样了,我们有社交传媒、平台经济,年轻人受教育的水平空前提高,我们需要的是大众的思考工具。这个工具不是外在的,像一台电脑或者手机,我可以给你;而是要放到他们脑子里面,由他们自己去处理、去发挥。他们也一定要改造这个工具,或者在不适用的时候把这工具完全抛掉,再造一个。作为一个社会研究者,我觉得自己的工作就是做这样的思考工具的孵化器。我不能给你什么,我只能激发你、提醒你。原来那种专家告诉群众的模式要改变。

吴琦:说到互动,我希望可以在访谈中把您的生活经历和学术工作做一个呼应,来看看您这个人是怎样发展到今天,生命经验和学术经历之间是什么关系。另一方面我可能会带入我自己的问题,带着我工作中遇到的疑难,尤其对周围年轻人的观察。这里可以说到戴锦华老师的例子,我在大学里听她的课,深受她的影响,后来的媒体工作让我有机会采访她,才开始意识到课堂中的理念与真实的社会进程之间的缝隙,以及跨越这些缝隙的迫切愿望。我记得戴老师也讲过,对于今天的问题,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也难辞其咎。

项飙:难辞其咎是什么意思?

吴琦:我的理解是,那些正确的理念,在现实操作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工作没有做到位,还是别人的工作更到位一些?其实需要总结的是一些实践的智慧,对今天的青年帮助更大。所以我也会很好奇,我的老师、学长,他们的人生是怎样构成的,哪些是所谓时代、环境赋予的,哪些是个人的特质?这些经验中可分享、可借鉴的部分是什么?这样可能也更容易和读者产生比较切身的联系,而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东西。

项飙:你一定要带入你个人的经验,否则其他东西都是飘着的。理解世界必须要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今天的一个问题就是知识分子不接地气,不能从非常具体的生存状态出发讲事情,讲的东西都比较无机、缥缈。你来问,我能够回答,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这里也有一个局限,因为我还比较年轻,再过二十年或者二十五年,回顾人生的那种味道可能不太一样,比如童年、青少年时期对我到底有什么影响,这些东西现在看不太出来。虽然我愿意去想,但还不是一个自然的要回顾人生的阶段。所以我们还是以想法、对现状的评论为主,中间穿插个人的经验,主要是一个思想访谈,是以一个很具体的人的面目出现的思想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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