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长庚：2020年后，人类学者面临的挑战是迎着情

新京报：直销组织的研究给你后来的学术生涯带来了怎样的启发？你在很多访谈中一直提及生活经验的重要性。怎么看待生活世界的经验对于社科研究的帮助？

新京报：学生的反映是怎么样的？听了你的课之后他们的想法有改变吗？

袁长庚：只有在生活经验中寻找答案，我们才能对人的复杂性有深刻的认知。直销组织的研究告诉我这些人不能简单地用“坏人”来概括就结束了。这就像我们都知道吸毒是犯罪行为，但一些影视作品也会对毒品吸食者抱以一定同情。因为处于现在社会巨大的压力下，每个人都可能用一万种方式崩溃。

很多人是通过“死亡课”知道“袁长庚”这个名字的。在过去五年里，袁长庚在南方科技大学开设了一门“理解死亡”的选修课，他在课堂上会让学生选择一种自己的死法，还把“设计一场葬礼”作为期末考试的题目，和一群20岁左右的学生们探讨这些讳莫如深的话题。独特的课程设计吸引了大量媒体的报道，袁长庚也在很多“00后”学生的追捧下成为学术界的“网红”。

袁长庚：这其中有一个比较基础的工作，我们应该重视对经验本身的收集、整理和梳理。现在很多社会学者号称自己很了解中国社会和基层，但是当他们开始调查时，就是简单地拿着介绍信，或者在有人陪同之下视察，拿到一些政府文件，然后就回来写文章。中国社会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走过了别人可能一百年走过的路。在历史进程当中，不同的人，社会不同的部分，他们都经历了什么？这种形式的调查真的能找到答案吗？我们今天很多的讨论只有观点和立场，缺乏了中间的论证过程。经验的记录和整理需要依赖有专业背景的研究者，而我们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比较严肃的方法，从整体上来看，我们也没有形成一套操作规范。

校对/薛京宁 刘军

自2020年疫情暴发以来，对于学者来说，真正的挑战是如果你想要做严肃的题目，就应该迎着这种情绪走过去，你需要走到情绪当中展开思想的劳作。

袁长庚：这门课借用了国外的爱情社会学的基本框架和中国社会的经验，比如我们会讨论“五四”以来的爱情观念变化之类的话题。开设这门课程的原因是，我观察到现在很多年轻人对恋爱的向往正在下降，我发现这些年轻人并不理解情感关系是什么。他们会说，接纳另外一个生命这件事本身太难了，明明有一切的技术、服务和消费的指向让生活很舒服，为什么要选择走一条不舒服的道路。在我看来，情感是人的主体性的体现，对这个世界有情感的回应，意味着他有勇气去承担，这是人的一种基本状态，也是力量感的来源。这门课程就是想借着对情感问题的讨论，讨论为什么在当代人的主体性，或者说比较有承担、比较有行动力的部分正在渐渐地退缩。

袁长庚：社会学和人类学有比较明确的区别，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很多中国的社会学者也比较强调从微观出发、从生活本身出发去挑战一些我们通常认为的既定结论，其实这正是现代学术的价值或力量所在。

新京报：很多人是因为“死亡课”知道你的，但是在之前的媒体访谈中，你也提到了课程受到了很多的限制。接下来你还会开设“死亡课”吗？

除了“死亡课”还有“恋爱课”

部分学者的“家长主义”态度

“情感-理性的二分法早已过时”

编辑/刘亚光 李永博 青青子

问题在于，学者对于生产知识的基本框架和范式产生了不同的理解。一些学者在动身做调查之前，他想要达成的观点已经非常地定型，甚至说已经成型了，所以无论他再如何做调查，他只能是重复验证他心中既定的问题意识。另一些学者则说，我感知到了两种力量存在着紧张关系，但我不着急下结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相信微观世界，相信生活经验本身的力量。这是因为它可能比我们形成的那套已经反复表述、甚至言之凿凿的所谓理论要更有说服力。由于生活本身可能是非常混乱和嘈杂的，学者其实需要更高超的概括和理解能力，才能够去捕捉到其中真正有启示性的部分。

上一篇：埃及法老著名实验:将婴儿聚一起，不教说话，能
下一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