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轮椅人，美国人类学家自传：唯一的残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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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残障者的共同身份覆盖了我们以前的年龄、教育和职业等级，也消除了许多性别角色障碍。我第一次注意到这一点，是在1976年接受物理治疗的时候。当时我被介绍给一名腿部瘫痪的年轻女子，我立即问她：“你的治疗进展如何？”她回答说：“我最近哭了很多次。”我接着说：“我根本不能哭，那样会更糟的。”这完全是一个自发的交流，后来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么不寻常的谈话。我真的对一个刚认识的女士说过这句话吗？后来在康复楼层住院时，我被安排在一个有三名女士的房间里。这种背离传统医院程序的做法是因为医院里人太多了，时间安排也有问题。但我们这些住院人员谁也没有感觉不安。因为我们谁都无法独立从床上起来，如果我或者其中一个女士能够骚扰别人，那才堪称奇迹。

美国神话推崇个人英雄，摆脱依赖是残疾人努力目标

我和其他无数人一样，在手术后的恢复过程中感受到的自我更新，是心理和社会过程中一个极其正常的方面。我重生了，重新回到了这个世界上。我的抑郁因疾病的治愈而消解了，我的身心再次变得完整了。真实的世界是我们工作和繁衍的地方，也是我们必须永远回归的地方。实际上，在仅仅五天后，我就经历了严重的病情复发问题，从自己的手术引起的阈限状态回到了“真实”的世界。

在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文化中，缺乏自主性和对他人的单向依赖会降低人们的社会地位。大多数社会中的儿童在社会化过程中学会分享和互利互惠，并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变得自立。摆脱依赖一直是残障人士政治运动的中心目标，许多残障人士通过自身努力发现了自己的可能性。

?美国电影《兰博》剧照，塑造了越战战场返回的兰博无法融入社会而行侠仗义，成为孤胆英雄，深得美国年轻人的喜爱

身体受损的人与基本健康的人之间的关系很有问题。的确，部分是由于健康者的执拗、偏见、糊涂等，但却不能草率地归咎于此。残障人士也有可能因身体机能受损而误解个中含义。更为复杂的是，残障人士也是带着曲解的视角进入社交舞台的。残障人士不仅是身体发生了改变，他们对自己、对外部世界的人和物的看法也发生了深刻转变。他们经历了一场变形记，他们的意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残障群体中，彼此之间地位平等，因而会寻求长期陪伴

在医院以外的残障者中也有这种平等的地位。在过去十年中，我参加了许多残障人士组织，出席了无数会议，我对其中普遍存在的平等气氛感到惊讶。尽管我经常是在场年龄最大的人，也总是处在最有声望的位置，但这种平等还是延伸到了我身上。没有人称我为“博士”“教授”，甚至“先生”；他们只称呼名字。我对残疾的了解比大多数人都多，这一事实得到了一些尊重，但这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少权威。事实上，我常常懊恼地发现，人们对我的许多观点不屑一顾——这对一个习惯于让听众对他说的每句话都做笔记的人来说，是一个打击。

例如，我们在研究期间遇到了两名年轻女性，她们住在退休住房项目的一套无障碍公寓里。其中一位女士因脊髓损伤导致肢体残疾，她手部严重萎缩，但上半身的力量很好。另一位患有脑瘫的女士，有中度言语障碍，胳膊和手的功能非常受限。尽管这两位女士都使用轮椅，但她们都完成了大学学业。她们曾经住在宿舍里，现在正合租一套公寓。她们两人各自拥有一辆厢式货车，可以自己购物、下厨，满足自己的一应需求。患有脑瘫的女士握不住餐具，就由另外一位女士帮忙喂食。这一切不仅仅是一种可行的生活安排，它更向世界表明，身体上的损害不一定会损害人的尊严和完整性，甚至可能会增强它们。

李念编摘自《静默之身》全书各章节

回到母校接受教学奖：宛如重新融入大学的“通过仪式”

?然而，生活的力量——源于复活、饥饿、寻找、自信的厄洛斯（爱欲）——是强大的，有数百万人在身体衰弱的各个阶段，摆脱了依赖的束缚和绝望的吸引力，努力进入那个已经停止对他们人性评判的社会。他们通过相互联系和参与工作，拒绝强加在他们身上的限制和对他们身份的建构。他们正是推进我们这个世纪争取尊严和自由的伟大斗争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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