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文化基因论

当下，汉字存在过度符号化倾向：一方面，汉字被过度凸显为记录汉语的符号，而作为文化符号的属性被严重忽视；另一方面，汉字正字法意识不足，使用者对汉字字义了解肤浅。比如，当前成为社会热点的汉字类电视节目，制作方和观众的关注焦点集中在繁难字体、偏僻字音、特殊字义等知识点上，很少关注汉字文化的知识普及。再如姓名用字，许多人更习惯从汉字所处的积极义语境入手挑选汉字，而放弃了对汉字本身意蕴的深究，如把“鸿”字单纯理解为“大”，把“德”字理解为“道德”等。另外，对汉字附会解释、以讹传讹所造成的汉字理据链歪曲和湮没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汉字文化是民族记忆的一部分，值得充分认识、理解和传承，但从现实看，过度符号化导致汉字的结构坍塌——徒具符号躯壳而缺乏意义深度。对汉字文化的漠视反过来造成了民众语文知识的肤浅化、建立在历史习俗之上的民族认同淡漠化以及更严重的汉字文化流失问题。笔者拟从汉字文化的基因论角度分析汉字的文化进化现象，以期重新发掘汉字文化的应有价值。

一、概念和定义

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在田野调查及对世界范围内民族志材料的研究基础上，运用达尔文进化论思想，通过对不同族群文化同质性和差异性的比较，提出了人类文化的进化论思想，并据此提出文化的定义，即“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伦理道德、法律、风俗和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通过学习而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1]。文化的进化往往是以遗存的形式进行的——文化的物质内容消逝了，但作为文化形式的古代思想和行为模式被保留了下来。吴秋林受到泰勒、摩尔干(Nicole Morgan)思想的启发，提出了文化基因论的概念[2]。所谓文化基因，是指存在于民族或族群集体记忆之中的普遍性的文化内涵元素，是民族或族群储存特定遗传信息的功能单位。

王宁首先破除了汉字仅作为汉语记录工具的偏狭观念，认为汉字核心项与其他文化项组成了巨系统，应从汉字在该系统中的生存关系角度审视汉字与文化命题[3]。何九盈提出了“汉字文化学”的学科交叉概念[4]。表意汉字以形象作为结构规律形式化的特征，通过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所谓“地理、气象、技术、经济、社会等不同平面上建立同态等价法则”[5]实现表意功能。所谓同态等价法则，即是通过实践行为在主体认知思维与客体形象之间建立映射关系，这一映射操作可按照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对符号的指称功能系统分为三类：像似性(icon)、指索性(index)、象征性(symbol)。首先，汉字是像似的，通过具象或抽象图画比拟原物；其次，诸如“逐”“受”“祭”“寇”等动作义文字通过身体部件代指全身行为，动作意味强的文字画则与谓词关联的句子语境密切相关；再次，文字含义与文化背景之间有象征关系，如“盐”“卤”等字象征制盐文化。汉字文化是汉字以其形义关系映射社会文化的一种符号功能。魏小巍将汉字作为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从符号学、信息学角度分析认为汉字是一种具有负荷深度的信息载体，对一个汉字的考察可能穿梭越过整个文明史[6]。黄德宽认为应充分利用新发现的古文字材料，通过对先秦古文字的形义分析揭示历史文化信息，传承汉字文化[7]。既有研究从汉字文化功能外延、汉字文化依托材料、汉字基因与中国文明关系等角度为汉字文化基因论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对于汉字文化基因的具体属性，以及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承传机制缺乏细致讨论。因此，笔者将从汉字文化在国语、国学、国性三个层面共九个角度分别予以论述。

二、汉字文化的国语基因

汉字文化的国语基因表现在建构词义、关联语符、凝练书面语三大主干上，具体包括汉字对国语意义的直接建构、隐喻建构、凝聚词义、衍生字族、承载人文性和传承文献六个分支。

(一)汉字文化建构词义

词义随语境、年代、语言使用者等因素而变动不居，而字义则具有稳定建构词义的扎根力量。东汉以降，汉语的双音造词现象并未泯灭汉字在汉语中的意义供给作用。一方面，不仅实词义与字义密切相关，虚词义也与字义存在转喻、隐喻等间接关联。对词汇化、语法化的研究唯有追溯到汉字源头才能建立清晰的演化脉络;另一方面，词汇存在构词单位之间的意义区隔，对类似“教学”“课本”“熊猫”“国家”“世界”等复合词汇的解释必须以字义解析为基础。词汇的泛化使用使得词义被过度抽象化，最终失去了指称活力，而汉字考察则可将词汇回溯至本初隐喻义，词义的结构性质和文化功能自然浮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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