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的文化概念问题

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对“文化”这个关键词进行历史语义学考察时指出，文化是英文里两三个比较复杂的词之一，主要原因是“在一些学科领域里以及在不同的思想体系里，它被当成重要的观念。”[1](p101)文化的概念虽然重要，但其意义却随语境的变化而不同。其中，学科、理论和话语对文化概念的确切意义和适用范围影响较大[2](p18)。翻译是一种跨语际、跨文化的信息交流活动，文化自然是翻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然而，由于翻译研究具有多学科和跨学科特征，且学科内部理论流派众多，话语驳杂，因而对文化概念的理解和使用各不相同。这种不一致性容易引起混乱和误解，甚至滥用和乱用。为此，本文的研究问题是：文化是如何成为翻译研究的核心概念的？翻译研究中不同的文化概念源自何处？不同的文化概念对翻译研究产生了什么影响？文化概念在翻译研究的使用中存在哪些不当之处？为此，本文拟通过对人类学、文化研究和哲学视角的文化概念在翻译研究中的呈现，及其在使用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来厘清文化概念在翻译研究不同语境中的意义，为准确理解和使用相关的翻译理论提供一点启示。

一、人类学视角的文化概念与翻译研究

语言与文化是翻译研究与人类学共同关注的议题。人之为人能言也。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禀赋，因而人类又被称为语言人。人类学家通过对他者语言独特结构的描写，来了解某个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而在理解、描述和阐释自身和他者的过程中，必定存在着广义或狭义的翻译。于是，翻译研究与人类学找到了榫合点，人类学的文化概念便水到渠成地被引入到翻译研究中。

早在1952年，美国人类学家Kroeber和Kluckhohn就列举了人类学文献中文化的164种定义[3](p36)，彰显了人类学对文化概念的重视以及文化的多义性。此后，新的文化定义仍旧层出不穷，角度各异。尽管定义众多，但人类学的文化概念大致围绕着一种基本思想，即文化是一种将某一群体统一起来，并赋予其社会身份的系统性思想和情感，影响或制约着人们的行为。同属一种文化就是共享语言或意义的框架，借此人们的身份得以确立，其行为得以理解和预见。然而，当文化与某一群体（种族、民族或国家）捆绑在一起时，不同的生活方式往往会产生“所有像我们的人是‘我们’，其余的人是‘他们’”（吉卜林：《我们与他们》），这种文化排他性极易滑向种族中心主义和偏见。发轫于西方的人类学，创立之初因其更加关注原始时代和异族文化，而带有西方种族中心主义色彩。遗憾的是这种特点为殖民主义所利用，成为殖民和征服的工具。正如萨义德所言：“在所有的现代社会科学中，人类学在历史上是与殖民主义关系最为密切的，因为人类学家和人种学家时常就土著的规矩与习俗向殖民主义统治者提出建议。”[4](p216)

Nida在探讨语言、文化和翻译之间的关系时，将“文化”简明扼要地定义为“某一社会信念和实践的总和。”[5](p78)该定义与人类学的文化是某一群体生活方式的总和的定义相似。Nida的动态对等理论，意在超越不同群体语言和文化的疆界，达到“交流等值”，即强调原文读者对原文和译文读者对译文反应的等效性。为此，在翻译策略上就要超越语言层面的对等，进行文化语境的置换，如将英语的“上帝的羔羊”译成爱斯基摩语的“上帝的海豹”。安妮·布莉塞特(Annie Brisset)称其研究“把雅各布森‘差异中的对等’原则从狭隘的现实命名领域提取出来，应用于广阔的社会实践与世界观领域。……在结构主义如日中天的时候，奈达的民族文化学视角可谓独树一帜。”[6](p74)

然而，Nida的翻译理论也遭遇质疑和批评。他的《风俗与文化》（Customs and Cultures）一书的副标题是“为传播基督教的人类学”，且开篇第一句为“好的传教士总是好的人类学家”[7]，表明他试图通过翻译《圣经》来皈依非基督徒的目的。为了帮助目标语读者不费力地跨越文化障碍，理解和接受宗教文本，动态对等的提出便顺理成章了。但是，王东风认为，不能泛用奈达的《圣经》翻译理论，文化的差异决定了等效反应的不可能性，用目标语文化的文化标记来置换源语文化的语义内容，是一种“文化蒙蔽”[8](p203-220)。这种以隐蔽形式抹平文化差异的策略，正是后殖民批评的矛头所向。

Nida还认为语言间的共性大于差异，并且语言文化不存在优劣之分。但是，在与中国文化语言学的代表人物申小龙的论战中，他又表现出欧洲语言和文化的优越性。申氏认为中国人的语言、文化和思维方式具有“深层通约”，与西方没有“公约数”。高一虹等将申氏理论译成英文并求教于奈达。始料未及的是，奈达对申小龙的批评犹如老师对学生的训斥，而后者的反应也颇为激烈：“点评者的批评是典型的西方话语中心，他说的一切都是以西方的范畴为前提。……这种思维习惯上的‘无意识’深刻体现出西方人面对世界时根深蒂固的文化中心意识。”[9](p156)其实，双方的争议只不过是西方语言文化的一元论和二元论之争的延续，但当讨论的对象变成东方的语言文化时，Nida还是流露出西方种族中心主义情绪。Nida的矛盾说明，他难逃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魔咒。德里达认为，将发音字母凌驾于其他书写形式之上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是种族中心主义的一种重要表现。由语言推及文化，我们便不难理解Nida“傲慢与偏见”的根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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