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文化传播的现代语境五他者之音海外本土中

中医文化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内涵极为丰富的传播主体，尤其在海外的跨文化传播语境中，中医文化的概念和外延受语境影响仍在不断地拓展。中医文化的形态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通过与受众互动，不断地动态演变，逐渐形成了一类新的文化传播形态——海外“本土中医”。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常见两种文明进行比较时，研究者一方是“自我”；而研究对象一方即为“他者”，或可称为异文化者[1]。在传统的西方学术语境中，中国文化常常被海外的人类学家们作为“他者”，而在中医跨文化传播领域里，“他者”的位置则正好颠倒过来，海外语境中的当地“本土中医”成为国内中医人类学研究的“他者”[2]。

1 “他者”之音——海外特殊语境中的“本土中医”

“语境”或可将其称为“语言环境”“传播环境”，是语言学、传播学和人类学等社会科学领域中普遍使用的概念和理论，指对语言和传播活动的发生与变化产生作用的环境（context）。环境一般包括客观存在的外界环境因素和传播双方的内在心理因素两方面。尤其，在中医药的海外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复杂的外界和内在环境无时无刻不深远地影响着传播形态。在海外的特殊语境中，当地“本土中医”得以应运而生。

海外“本土中医”，专指中国传统医药在长期的海外传播及在当地的本土化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与中国中医本体不同的、独特的“中医”形态。历史上，中医在东亚的传播所形成的后世的韩医、日本汉方，其实都可纳入“本土中医”的范畴。而在近现代，海外“本土中医”的传播主要包括两大基本发展方向：

一是基于现代医学和科学的海外“本土中医”的创新和传播，其典型代表包括美国“干针”、英国“医学针灸”等。这一类型的海外“本土中医”多以解剖、生理、病理等西医文化为主导，常与现代理疗技术相结合，有的试图否认和脱离传统中医针灸经络文化[3]。以美国“干针”为例，中医传统针灸在美国的跨文化传播中，逐渐出现了“本土化”的变异倾向。美国的一群“本土中医”逐渐不再遵循传统的中医经络理论，而改为在肌肉、筋膜等现代解剖结构的西方医学文化框架中进行演绎，并且将重点放在针灸局部的肌肉与肌腱进行物理性治疗等方面，对于中医基本理论的涉及却并不多[4]。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传统中医与海外“本土中医”出现了较大程度的分歧，甚至出现了立法权益之争。

二是基于“东方主义”的海外“本土中医”的创新和传播，典型代表包括英国“五行针灸”、法国腊味爱学派（“甲骨文针灸”等）等。这一类型的海外“本土中医”，发挥自身对“东方”世界的想象和需求，多以甲骨文、阴阳五行、太极等中国传统文化为原型，突出对（中医的）“神”的理解和运用，在针灸基础理论、取穴、刺法等诸方面进行海外“本土式”发挥创造，并往往被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民众所认可和流传。以英国“五行针灸”文化为例，其又被称为“五行体质针灸”，20世纪60年代由沃斯利教授创建，此学派将中医圣典《黄帝内经》和《黄帝八十一难经》中有关“五行”的理论文化与哲学思想特别挑选出来，同时结合西方的现代心理学方法进行全新的中医针灸概念的建构，成为自20世纪80年代起英国影响最为广泛的本土针灸流派之一[3]。

2 海外语境中中医跨文化传播的变异问题

海外“本土中医”是海外特殊语境中产生的“他者”之音。这个海外特殊语境，是指相对于孕育、成长中医文化的我国传统文化语境而言的，海外的异文化环境因素及异文化受众的不同认知环境。海外语境与中国文化语境差异极大。中医文化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思想，尤其受到儒释道以及周易等文化因素的影响，提倡阴阳平衡与天人合一，其体现出明显的东方语境色彩。这种东方式语境又被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霍尔称作“高语境文化”（High Context），即多用间接、含蓄、模糊的语言传播信息[5]。例如中医将一些动摇不定的病症归为“风邪”的影响，这与西方语境中的“风”显然不是同一个概念。相对于中医所采用的“高语境文化”，在盎格鲁-欧洲文化（Anglo-European）影响下的英语国家和地区[6]，则多采用“低语境文化”，即常用更为直接、明晰的语言以传情达意[5]。

海外“本土中医”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文化传播群体。这些海外“本土中医”多是土生土长的外籍人士，多数没有直接接触过中国的传统中医教育，而往往是通过自己翻阅汉学著作、中医翻译书籍和本土师承等“二手”方式来习读中医，并在西方语境的影响下来理解和认识中医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这些老外在面对中医和中国文化的高语境时，采取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和应对策略，表现出海外“本土中医”传播和发展的两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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