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视阈下的民族志与翻译研究

0.引言 人类学与翻译研究虽然隶属于不同的学科，但却有很多相似之处。作为近现代兴起的学科，人类学与翻译研究都强调研究的跨学科性。在研究对象上，双方都关注他者，尤其是他者的文化；在研究目的上，二者都试图通过研究他者来反思自我；在研究方法上，他们都吸收和借鉴了多学科的理论，而这样的吸收和借鉴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被应用在文化的比较之上。有鉴于此，翻译学和人类学之间的跨学科互动亦不可避免。本文以人类学的核心研究方法及书写方式民族志中的翻译研究为切入点，从翻译对民族志写作的影响以及人类学家对翻译问题的反思两方面来分析民族志写作同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以期为翻译的跨学科研究探索新的视角与方法。 1.人类学视阈下的翻译研究现状 根据Web of Science数据库的统计，从1986到2015年间国际核心期刊共收录了以“translation and anthropology”(翻译研究和人类学)为主题且属于人类学或语言学的文章共67篇，其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文章依次为：Borgatti & Li(2009)、Barker(2006)、Bradby(2002)和Basu & Simon(2008)。 文化人类学与翻译相结合的研究兴起于21世纪，每年都会有一定数量的相关文献出版，其引文数呈逐年上升趋势。在西方翻译界，一些学者把民族志深描的概念引入翻译研究，提出了深译(thick translation)的翻译方法，如Appiah(2000)；一些学者对深译做了研究，如Hermans(2003)、Cheung(2006)、Cheung(2007)等；一些学者则关注人类学的文化理论同翻译研究的结合，如Nida(1954)、Huang(2002)、Maranh?o & Streck(2003)、Rubel & Rosman(2003)、Sturge(2007)等。总体而言，学界已经关注人类学视野下的翻译研究，但研究成果还不多，学者们主要关注翻译与民族志的关系。国内相关的研究主要是对深译的研究，如段峰(2006)、孙宁宁(2010)、王雪明 、扬子(2012)等。 2.翻译对民族志写作的影响 作为人类学研究的核心，“民族志是一种描述群体或文化的艺术与科学”(Fetterman，1998:1)，人类学家通常以民族志的形式记录所研究的社会。尽管当代出现了以本地区本民族为研究对象的都市人类学、乡土人类学等，人类学的研究仍以异民族及其语言文化为主，这点与翻译研究很相似。“所有的翻译都只是与各种语言的陌生性达成妥协的一种权宜之计”(Benjamin，1969：75)。民族志同翻译一样，“也属于各个文化和社会的语言达成妥协的一种权宜之计”(Crapanzano，1986：51)。既然是对异文化的研究，民族志的撰写离不开翻译。无论是前人类学时期的民族文化描写，还是后来的比较科学的民族志研究，翻译始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1 翻译与民族志资料的搜集 人类学的前学科时代可以说很漫长，在现代交通便利之前，早期探险者和传教士等对异民族的奇风异俗和神话传说的记述形成了人类学前学科时代的记述文本。这种以记述为乐而缺少方法论反思的文本，对文化意义的猜测和曲解自然不少，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语言翻译的问题。对于这些最早进入土著部落的探险家和商人以及传教士们来说，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与土著人进行交流。刚开始时，他们简单比划或使用手语进行交谈。随着他们不断融入当地社会，与土著居民的交流日益增多，原先的手语逐渐被混合语或洋泾浜所取代。那些最先掌握混合语或洋泾浜的人便做起了翻译，外来者通过他们与土著人进行交流。早期进入土著部落的外来者把自己的经历写进书信、日记及文稿中，为后人研究土著社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他们的描写勾勒出了外来者对于土著人和土著社会的最初印象。这些有关异域风俗的早期资料影响巨大。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所著的《马可·波罗游记》把中国描写成一个遍地黄金的地方，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后来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早期传教士所作的传教报告、绘制的地图以及编撰的简易词典等，为后来者了解当地社会文化，学习土著语言提供了珍贵的资源。 20世纪以后，人类学家开始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大约在20世纪初期，人类学家开始意识到，如果想要创造出任何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就必须像其他科学家研究他们的对象那样来研究自己的对象——即要系统地进行观察。为了更准确地对文化进行描述， 他们便开始同所研究的民族生活在一起。他们观察，甚至参与那些社会的某些重要事务，并向土著居民询问他们的习俗。换句话说，人类学家开始了田野工作。”(卡罗尔·恩伯、梅尔文·恩伯著，杜彬彬译，1998：97-98)田野调查要求经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者亲自进入某一社区，与当地居民共同生活较长一段时间亲身体验当地的社会文化，并通过访谈报道人和对一些重要仪式的参与和观察获取第一手的资料。“田野工作是人类学家获取资料的最基本途径，是民族志构架的源泉。”(庄孔韶，2003：247)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主要受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的影响。他的田野工作方法，强调用土著语言进行长期的、高密度的参与观察。马林诺夫斯基曾两次深入新几内亚的特洛布里恩群岛从事田野工作，1922年，他的成名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问世。后来的人类学家几乎沿用他的田野民族志的方法，例如：米德(Margaret Mead)的成名作《萨摩亚人的青春期》(1928)基于对美国印第安部落萨摩亚的年轻姑娘所做的田野调查；杜蒙(Louis Domont) 39岁时到印度开始田野工作，其博士论文《南印度的一个次级种姓》(1952)成为有史以来有关印度最为详尽和清晰的民族志；格拉克曼(Max Gluckman)的《部落社会的政治、法律与仪式》(1965)基于对中非和南非的一些部落的田野调查等。尽管人类学家主动学习当地的语言，直接同当地居民进行交流，亲身体验当地的文化生活，并试图用当地人的思维方式分析问题，田野调查仍旧离不开翻译，只不过大多数情况下，译者为人类学家自己。有的时候仍须借助当地人的翻译，比如，人类学家在实地考察搜集到文物或文献时，需要依靠当地人对其图案及文字进行翻译；在访谈报道人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一些人类学家不了解的词汇和概念，这就需要报道人的翻译和解释等等。现在的人类学学生做调查仍然需要借助翻译。即使在当地生活三年五载，当地文化中的一些隐僻的方面也还是不能被完全洞悉，比如隐喻、默会知识等。 可见，无论是早期的游记、商业信函、殖民地政府公文、传教士传教工作报告，还是后来的记实、田野调查报告等，无一能离得开翻译。可以说一部人类学民族志的历史就是一部翻译的历史。 2.2 翻译与民族志的可信度 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的文化呈现多元化。这一时期，法国的哲学家、文学批评家以及他们在北美的追随者发展了一种后现代的世界观。他们批评欧美中心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后现代主义对人类学的斗争首先指向了人类学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不正当关系，紧接着矛头直指人类学的经典研究手段田野调查和民族志，他们反对人类学家对田野民族志权威的假设，其中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就是翻译对民族志的影响。早期人类学的资料收集和当代科学民族志研究都受到了批判。 在马林诺夫斯基开创人类学田野调查传统以前，“人类学家如泰勒(Edward Tylor)、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以及巴霍芬(Johann Bachofen)等都是坐在办公室或家里研究人类社会和文化，他们通过阅读和分析早期的游记、商业信函、殖民地政府公文以及传教士传教工作报告等来提出自己的理论”(Rubel & Rosman，2003：2)。早期的人类学家只关注材料的内容，对于材料来源不太关心，更不会去考虑材料的真实可信性，因此他们创立的理论备受争议。由于这些材料多为作者依赖说洋泾浜英语的译者与土著进行交流后完成，材料的可信度值得质疑。首先，译者语言能力如何，在翻译过程中能准确传达双方的意思吗？其次，译者有没有完整传达双方的意思，在翻译过程中有没有省略或忽略了一些信息？再次，译者的翻译是否忠实原文，在翻译过程中有没有想当然地把一些当地概念做了转译？除此之外，这些材料是基于真实的场景观察还是作者主观臆断出来的也无法考证。 当代科学民族志也没有逃脱后现代的批评。从后现代的角度看，尽管人类学家亲临现场研究文化对象，通过参与观察和访谈的形式，采用了做笔记、录音、照相等方式获取资料后撰写文本，民族志仍然不可能客观地再现异民族的文化生活。首先，人类学家获取的资料主要基于对报道人的采访，报道人提供的信息是否客观可信，人类学家对采访内容的翻译是否准确到位值得怀疑。其次，尽管人类学家开始关注语言的重要性，但翻译对整个民族志工作中的影响却仍被忽视。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他们对于翻译的质量要求不高，只求能基本表达原语及原文的意思即可。除此之外，人类学家的研究视角主要聚焦于当地的语言、婚姻、家庭与亲属制度，试图通过对这几类研究描述出当地社会的整体面貌，这种人类学的整体观视野，同样存在以偏概全的情况。而且，民族志是以人类学家自己的视野为基础做的研究，观察问题的角度很有可能不全面，而且写作中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自己的主观意识。 3. 人类学家对翻译问题的反思 鉴于以上这些问题，人类学家开始对翻译在建构人类学话语中发挥的作用进行反思。人类学家的反思提升了翻译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地位，并为翻译的跨学科研究做出了贡献。从人类学、哲学、认知心理学和符号学等多学科视角解读翻译的不可译性，不但拓宽和加深了人类学对于翻译的认识，而且也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 3.1 区域研究中的翻译问题 赫兹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和卡普昌(Deborah Kapchan)是两位关注区域研究中的翻译问题的学者。赫兹菲尔德在《从不可言说到难以言喻：民族志话语中不可译性的表现》一文中讨论了民族志翻译中的不可译问题。他首先区分了民族志翻译与文学翻译，指出民族志翻译主要通过描述当地人的行为来解释他们的文化。然后他以希腊语的研究为例，从意图性和翻译策略两个方面对民族志翻译进行了分析，并由此认为民族志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意图性影响。他进一步指出，如果不清楚原语行为者的意图，民族志翻译和所有的翻译一样都是不完美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民族志常要提供轶事趣闻的原因。他最后总结道：“翻译的延异性和暂时性决定了它不可能面面俱到，民族志的描述总是不完全的……强调翻译的暂时性是人类学家对其研究群体以及同行的尊重和负责。”(Herzfeld，2003：130-131)卡普昌则以民间讲故事的人如何把古典的阿拉伯文本翻译为口语并表演出来为例，论述了民俗翻译的应用性问题。传统的文本虽然经典，但其固定的文风可能会让人觉得索然无味，而且与阅读晦涩的文本相比，观看讲故事的人表演会让人感觉轻松许多，讲故事的人常常凭借其独特的表演风格吸引住观众。而且一些讲故事的人很注重与时俱进，适时对自己的翻译策略和选材进行调整，增加表演的趣味性以吸引观众，“有些讲故事的人甚至会到电影院观看电影，然后把电影的内容稍做修改(通常只是把电影中的人名地名改为当地人熟知的名称)，便作为新的故事讲给观众听”(Kapchan，2003：142)。他认为民俗翻译的成功与否在于能否引起共鸣，讲故事的人通过表演使得翻译以一种活生生的图像出现在观众面前，观众能从视、听、嗅等多重感官上感受原文化从而引发共鸣。由此看来，研究翻译的应用性很有必要，人类学家通过关注翻译的应用性选择适合的翻译策略，尽量把原语文化表现出来，从而挑战不可译性的极限。 3.2 语言人类学研究中的翻译问题 基恩(Webb Keane)关注语言人类学中的翻译问题，其论文《第二语言，官方语言，现代语言和后现代的声音：谈印尼语》主要研究了两个问题：①印尼人如何理解印尼语；②印尼人如何理解语言认同。他首先对印尼语的地位进行了讨论，认为对大多数印尼人来说，印尼语既是第二语言又是官方语言。与第一语言即日常用语相比, 印尼语要显得更“成熟”、更“现代化”。他的观察发现，印尼人对印尼语与外来语的区分不是固定不变的。他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语言本身，语言所具有的能指和所指的符号特性不过是对形式和意义的区分。如果人们能够超越形式的差异，就能寻找到翻译中暗含的、深层的普遍规则。追求普遍性是现代性的思想，而确立官方语言、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理念也是现代性的思想。他相信，一种语言要成为官方语言，至少应具备两个前提条件：“虽然是人类的语言，但具有能够回溯神性语言的特质；能在纵向上把说话者从讲方言的社会语义限制中解放出来，且在横向上使说话者处在一个能与世界上说其他语言的人相交流的平台上来。”(Keane，2003：158)他认为语言边界的存在不仅仅只是一种语言现象，边界在把事物区分开来的同时，也使它处在有差异的体系中。因此，语言认同不仅受由语言差异所带来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还受边界这个概念的不断变化的影响。他最后指出，语言地位的变化是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人们对语言的认同是双向的。 3.3 宗教人类学研究中的翻译问题 一些人类学家研究信宗教人类学中的翻译问题，比如在《作为大祭司的人类学家》一文中，萨乐(Benson Saler)由一段历史故事引出信仰能否翻译的问题。在西班牙入侵印加帝国时两国领导人举行的第一次会谈中，译者费莉佩(Felipe)错把“三位一体”译为四位圣人。历史编撰者加西拉索(Garcilaso)认为这属于文化差异问题，因此可以原谅；而且纵观历史，即便是在信仰基督教的社会中人们对“三位一体”的理解也有出入。但萨乐不认同其观点，认为绝不能用算术来理解“三位一体”，否则只能把其世俗化。他提议：“宗教翻译需要特别注意反常识的认识，把常识和反常识的认识都纳入研究范畴中，从更广的维度上追求忠实。”(Saler，2003：206)西格尔(Alan F.Segal)关注圣经翻译，他认为所有的圣经翻译都是对圣经的理解，虽然新时期的人们会用新观念去理解以前的思想，但应尊重(其他时代的)别人的理解。如何更好地翻译圣经？他提出了“再次体验”的翻译策略，即重温以前的文本并认真感受后再进行翻译。 3.4 艺术人类学研究中的翻译问题 反思艺术人类学中翻译问题的学者主要为马格费依(Wyatt MacGaffey)，他特别关注人类学博物馆文化的翻译问题。在他看来，在西方传统的认识论中，艺术与文明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艺术是人表现自我的一种形式，而原始文化在过去只是被认为是一种迷信，其艺术价值不受重视，人类学家从田野带回的手工制品过去只被当作是一些新奇的玩意陈列在博物馆中供大家观赏。甚至到了19世纪，人类学家仍然认为原始文化没有什么值得翻译的。现代美学则把手工制品纳入艺术范畴，受美学思想的影响，博物馆中的这些奇异的手工制品也开始不断受到人们的关注，学者们也开始讨论是否该翻译这些手工制品以及如何翻译等问题。在他看来，艺术品的展示本身即是翻译，虽然与传统意义上的文本翻译不同，但它们有着更多样化的观众。他同时也指出，翻译博物馆收藏的展品主要考虑两方面因素：展品的艺术价值和观众的社会背景。他通过这个研究指出：“在现代社会中，艺术品的翻译受艺术概念自身发展的影响，艺术概念的发展则取决于意识形态。”(MacGaffey，2003：263)由此可见，翻译对异文化展品艺术价值的表征主要受意识形态的影响。 4. 结语 在世界各地的人类学研究中，不论是文献资料收集还是田野调查都时时离不开对异文化的理解与翻译。随着人类学家对翻译的重视和反思，他们在翻译问题上的许多观点对于翻译的跨学科研究及翻译理论的建设都具有明显的启示作用。人类学的区域研究暗示我们要根据翻译的应用性来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语言人类学的翻译研究表明语言地位的变化是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宗教人类学的相关研究则提出了先重温以前的文本，尔后再进行翻译的“再次体验”的翻译策略；艺术人类学的翻译研究强调翻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指出翻译受意识形态的操控。此外，由于民族志与翻译研究都关注异文化，人类学对文化模式与文化差异的研究对于翻译研究而言尤有借鉴意义。以文化持有者的视角来理解并阐释他者的文化，并从他者的文化研究中反思自己的文化，会为从人类学出发的翻译研究奠定基础。 0.引言 人类学与翻译研究虽然隶属于不同的学科，但却有很多相似之处。作为近现代兴起的学科，人类学与翻译研究都强调研究的跨学科性。在研究对象上，双方都关注他者，尤其是他者的文化；在研究目的上，二者都试图通过研究他者来反思自我；在研究方法上，他们都吸收和借鉴了多学科的理论，而这样的吸收和借鉴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被应用在文化的比较之上。有鉴于此，翻译学和人类学之间的跨学科互动亦不可避免。本文以人类学的核心研究方法及书写方式民族志中的翻译研究为切入点，从翻译对民族志写作的影响以及人类学家对翻译问题的反思两方面来分析民族志写作同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以期为翻译的跨学科研究探索新的视角与方法。 1.人类学视阈下的翻译研究现状 根据Web of Science数据库的统计，从1986到2015年间国际核心期刊共收录了以“translation and anthropology”(翻译研究和人类学)为主题且属于人类学或语言学的文章共67篇，其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文章依次为：Borgatti & Li(2009)、Barker(2006)、Bradby(2002)和Basu & Simon(2008)。 文化人类学与翻译相结合的研究兴起于21世纪，每年都会有一定数量的相关文献出版，其引文数呈逐年上升趋势。在西方翻译界，一些学者把民族志深描的概念引入翻译研究，提出了深译(thick translation)的翻译方法，如Appiah(2000)；一些学者对深译做了研究，如Hermans(2003)、Cheung(2006)、Cheung(2007)等；一些学者则关注人类学的文化理论同翻译研究的结合，如Nida(1954)、Huang(2002)、Maranh?o & Streck(2003)、Rubel & Rosman(2003)、Sturge(2007)等。总体而言，学界已经关注人类学视野下的翻译研究，但研究成果还不多，学者们主要关注翻译与民族志的关系。国内相关的研究主要是对深译的研究，如段峰(2006)、孙宁宁(2010)、王雪明 、扬子(2012)等。 2.翻译对民族志写作的影响 作为人类学研究的核心，“民族志是一种描述群体或文化的艺术与科学”(Fetterman，1998:1)，人类学家通常以民族志的形式记录所研究的社会。尽管当代出现了以本地区本民族为研究对象的都市人类学、乡土人类学等，人类学的研究仍以异民族及其语言文化为主，这点与翻译研究很相似。“所有的翻译都只是与各种语言的陌生性达成妥协的一种权宜之计”(Benjamin，1969：75)。民族志同翻译一样，“也属于各个文化和社会的语言达成妥协的一种权宜之计”(Crapanzano，1986：51)。既然是对异文化的研究，民族志的撰写离不开翻译。无论是前人类学时期的民族文化描写，还是后来的比较科学的民族志研究，翻译始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1 翻译与民族志资料的搜集 人类学的前学科时代可以说很漫长，在现代交通便利之前，早期探险者和传教士等对异民族的奇风异俗和神话传说的记述形成了人类学前学科时代的记述文本。这种以记述为乐而缺少方法论反思的文本，对文化意义的猜测和曲解自然不少，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语言翻译的问题。对于这些最早进入土著部落的探险家和商人以及传教士们来说，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与土著人进行交流。刚开始时，他们简单比划或使用手语进行交谈。随着他们不断融入当地社会，与土著居民的交流日益增多，原先的手语逐渐被混合语或洋泾浜所取代。那些最先掌握混合语或洋泾浜的人便做起了翻译，外来者通过他们与土著人进行交流。早期进入土著部落的外来者把自己的经历写进书信、日记及文稿中，为后人研究土著社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他们的描写勾勒出了外来者对于土著人和土著社会的最初印象。这些有关异域风俗的早期资料影响巨大。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所著的《马可·波罗游记》把中国描写成一个遍地黄金的地方，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后来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早期传教士所作的传教报告、绘制的地图以及编撰的简易词典等，为后来者了解当地社会文化，学习土著语言提供了珍贵的资源。 20世纪以后，人类学家开始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大约在20世纪初期，人类学家开始意识到，如果想要创造出任何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就必须像其他科学家研究他们的对象那样来研究自己的对象——即要系统地进行观察。为了更准确地对文化进行描述， 他们便开始同所研究的民族生活在一起。他们观察，甚至参与那些社会的某些重要事务，并向土著居民询问他们的习俗。换句话说，人类学家开始了田野工作。”(卡罗尔·恩伯、梅尔文·恩伯著，杜彬彬译，1998：97-98)田野调查要求经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者亲自进入某一社区，与当地居民共同生活较长一段时间亲身体验当地的社会文化，并通过访谈报道人和对一些重要仪式的参与和观察获取第一手的资料。“田野工作是人类学家获取资料的最基本途径，是民族志构架的源泉。”(庄孔韶，2003：247)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主要受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的影响。他的田野工作方法，强调用土著语言进行长期的、高密度的参与观察。马林诺夫斯基曾两次深入新几内亚的特洛布里恩群岛从事田野工作，1922年，他的成名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问世。后来的人类学家几乎沿用他的田野民族志的方法，例如：米德(Margaret Mead)的成名作《萨摩亚人的青春期》(1928)基于对美国印第安部落萨摩亚的年轻姑娘所做的田野调查；杜蒙(Louis Domont) 39岁时到印度开始田野工作，其博士论文《南印度的一个次级种姓》(1952)成为有史以来有关印度最为详尽和清晰的民族志；格拉克曼(Max Gluckman)的《部落社会的政治、法律与仪式》(1965)基于对中非和南非的一些部落的田野调查等。尽管人类学家主动学习当地的语言，直接同当地居民进行交流，亲身体验当地的文化生活，并试图用当地人的思维方式分析问题，田野调查仍旧离不开翻译，只不过大多数情况下，译者为人类学家自己。有的时候仍须借助当地人的翻译，比如，人类学家在实地考察搜集到文物或文献时，需要依靠当地人对其图案及文字进行翻译；在访谈报道人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一些人类学家不了解的词汇和概念，这就需要报道人的翻译和解释等等。现在的人类学学生做调查仍然需要借助翻译。即使在当地生活三年五载，当地文化中的一些隐僻的方面也还是不能被完全洞悉，比如隐喻、默会知识等。 可见，无论是早期的游记、商业信函、殖民地政府公文、传教士传教工作报告，还是后来的记实、田野调查报告等，无一能离得开翻译。可以说一部人类学民族志的历史就是一部翻译的历史。 2.2 翻译与民族志的可信度 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的文化呈现多元化。这一时期，法国的哲学家、文学批评家以及他们在北美的追随者发展了一种后现代的世界观。他们批评欧美中心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后现代主义对人类学的斗争首先指向了人类学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不正当关系，紧接着矛头直指人类学的经典研究手段田野调查和民族志，他们反对人类学家对田野民族志权威的假设，其中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就是翻译对民族志的影响。早期人类学的资料收集和当代科学民族志研究都受到了批判。 在马林诺夫斯基开创人类学田野调查传统以前，“人类学家如泰勒(Edward Tylor)、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以及巴霍芬(Johann Bachofen)等都是坐在办公室或家里研究人类社会和文化，他们通过阅读和分析早期的游记、商业信函、殖民地政府公文以及传教士传教工作报告等来提出自己的理论”(Rubel & Rosman，2003：2)。早期的人类学家只关注材料的内容，对于材料来源不太关心，更不会去考虑材料的真实可信性，因此他们创立的理论备受争议。由于这些材料多为作者依赖说洋泾浜英语的译者与土著进行交流后完成，材料的可信度值得质疑。首先，译者语言能力如何，在翻译过程中能准确传达双方的意思吗？其次，译者有没有完整传达双方的意思，在翻译过程中有没有省略或忽略了一些信息？再次，译者的翻译是否忠实原文，在翻译过程中有没有想当然地把一些当地概念做了转译？除此之外，这些材料是基于真实的场景观察还是作者主观臆断出来的也无法考证。 当代科学民族志也没有逃脱后现代的批评。从后现代的角度看，尽管人类学家亲临现场研究文化对象，通过参与观察和访谈的形式，采用了做笔记、录音、照相等方式获取资料后撰写文本，民族志仍然不可能客观地再现异民族的文化生活。首先，人类学家获取的资料主要基于对报道人的采访，报道人提供的信息是否客观可信，人类学家对采访内容的翻译是否准确到位值得怀疑。其次，尽管人类学家开始关注语言的重要性，但翻译对整个民族志工作中的影响却仍被忽视。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他们对于翻译的质量要求不高，只求能基本表达原语及原文的意思即可。除此之外，人类学家的研究视角主要聚焦于当地的语言、婚姻、家庭与亲属制度，试图通过对这几类研究描述出当地社会的整体面貌，这种人类学的整体观视野，同样存在以偏概全的情况。而且，民族志是以人类学家自己的视野为基础做的研究，观察问题的角度很有可能不全面，而且写作中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自己的主观意识。 3. 人类学家对翻译问题的反思 鉴于以上这些问题，人类学家开始对翻译在建构人类学话语中发挥的作用进行反思。人类学家的反思提升了翻译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地位，并为翻译的跨学科研究做出了贡献。从人类学、哲学、认知心理学和符号学等多学科视角解读翻译的不可译性，不但拓宽和加深了人类学对于翻译的认识，而且也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 3.1 区域研究中的翻译问题 赫兹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和卡普昌(Deborah Kapchan)是两位关注区域研究中的翻译问题的学者。赫兹菲尔德在《从不可言说到难以言喻：民族志话语中不可译性的表现》一文中讨论了民族志翻译中的不可译问题。他首先区分了民族志翻译与文学翻译，指出民族志翻译主要通过描述当地人的行为来解释他们的文化。然后他以希腊语的研究为例，从意图性和翻译策略两个方面对民族志翻译进行了分析，并由此认为民族志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意图性影响。他进一步指出，如果不清楚原语行为者的意图，民族志翻译和所有的翻译一样都是不完美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民族志常要提供轶事趣闻的原因。他最后总结道：“翻译的延异性和暂时性决定了它不可能面面俱到，民族志的描述总是不完全的……强调翻译的暂时性是人类学家对其研究群体以及同行的尊重和负责。”(Herzfeld，2003：130-131)卡普昌则以民间讲故事的人如何把古典的阿拉伯文本翻译为口语并表演出来为例，论述了民俗翻译的应用性问题。传统的文本虽然经典，但其固定的文风可能会让人觉得索然无味，而且与阅读晦涩的文本相比，观看讲故事的人表演会让人感觉轻松许多，讲故事的人常常凭借其独特的表演风格吸引住观众。而且一些讲故事的人很注重与时俱进，适时对自己的翻译策略和选材进行调整，增加表演的趣味性以吸引观众，“有些讲故事的人甚至会到电影院观看电影，然后把电影的内容稍做修改(通常只是把电影中的人名地名改为当地人熟知的名称)，便作为新的故事讲给观众听”(Kapchan，2003：142)。他认为民俗翻译的成功与否在于能否引起共鸣，讲故事的人通过表演使得翻译以一种活生生的图像出现在观众面前，观众能从视、听、嗅等多重感官上感受原文化从而引发共鸣。由此看来，研究翻译的应用性很有必要，人类学家通过关注翻译的应用性选择适合的翻译策略，尽量把原语文化表现出来，从而挑战不可译性的极限。 3.2 语言人类学研究中的翻译问题 基恩(Webb Keane)关注语言人类学中的翻译问题，其论文《第二语言，官方语言，现代语言和后现代的声音：谈印尼语》主要研究了两个问题：①印尼人如何理解印尼语；②印尼人如何理解语言认同。他首先对印尼语的地位进行了讨论，认为对大多数印尼人来说，印尼语既是第二语言又是官方语言。与第一语言即日常用语相比, 印尼语要显得更“成熟”、更“现代化”。他的观察发现，印尼人对印尼语与外来语的区分不是固定不变的。他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语言本身，语言所具有的能指和所指的符号特性不过是对形式和意义的区分。如果人们能够超越形式的差异，就能寻找到翻译中暗含的、深层的普遍规则。追求普遍性是现代性的思想，而确立官方语言、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理念也是现代性的思想。他相信，一种语言要成为官方语言，至少应具备两个前提条件：“虽然是人类的语言，但具有能够回溯神性语言的特质；能在纵向上把说话者从讲方言的社会语义限制中解放出来，且在横向上使说话者处在一个能与世界上说其他语言的人相交流的平台上来。”(Keane，2003：158)他认为语言边界的存在不仅仅只是一种语言现象，边界在把事物区分开来的同时，也使它处在有差异的体系中。因此，语言认同不仅受由语言差异所带来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还受边界这个概念的不断变化的影响。他最后指出，语言地位的变化是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人们对语言的认同是双向的。 3.3 宗教人类学研究中的翻译问题 一些人类学家研究信宗教人类学中的翻译问题，比如在《作为大祭司的人类学家》一文中，萨乐(Benson Saler)由一段历史故事引出信仰能否翻译的问题。在西班牙入侵印加帝国时两国领导人举行的第一次会谈中，译者费莉佩(Felipe)错把“三位一体”译为四位圣人。历史编撰者加西拉索(Garcilaso)认为这属于文化差异问题，因此可以原谅；而且纵观历史，即便是在信仰基督教的社会中人们对“三位一体”的理解也有出入。但萨乐不认同其观点，认为绝不能用算术来理解“三位一体”，否则只能把其世俗化。他提议：“宗教翻译需要特别注意反常识的认识，把常识和反常识的认识都纳入研究范畴中，从更广的维度上追求忠实。”(Saler，2003：206)西格尔(Alan F.Segal)关注圣经翻译，他认为所有的圣经翻译都是对圣经的理解，虽然新时期的人们会用新观念去理解以前的思想，但应尊重(其他时代的)别人的理解。如何更好地翻译圣经？他提出了“再次体验”的翻译策略，即重温以前的文本并认真感受后再进行翻译。 3.4 艺术人类学研究中的翻译问题 反思艺术人类学中翻译问题的学者主要为马格费依(Wyatt MacGaffey)，他特别关注人类学博物馆文化的翻译问题。在他看来，在西方传统的认识论中，艺术与文明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艺术是人表现自我的一种形式，而原始文化在过去只是被认为是一种迷信，其艺术价值不受重视，人类学家从田野带回的手工制品过去只被当作是一些新奇的玩意陈列在博物馆中供大家观赏。甚至到了19世纪，人类学家仍然认为原始文化没有什么值得翻译的。现代美学则把手工制品纳入艺术范畴，受美学思想的影响，博物馆中的这些奇异的手工制品也开始不断受到人们的关注，学者们也开始讨论是否该翻译这些手工制品以及如何翻译等问题。在他看来，艺术品的展示本身即是翻译，虽然与传统意义上的文本翻译不同，但它们有着更多样化的观众。他同时也指出，翻译博物馆收藏的展品主要考虑两方面因素：展品的艺术价值和观众的社会背景。他通过这个研究指出：“在现代社会中，艺术品的翻译受艺术概念自身发展的影响，艺术概念的发展则取决于意识形态。”(MacGaffey，2003：263)由此可见，翻译对异文化展品艺术价值的表征主要受意识形态的影响。 4. 结语 在世界各地的人类学研究中，不论是文献资料收集还是田野调查都时时离不开对异文化的理解与翻译。随着人类学家对翻译的重视和反思，他们在翻译问题上的许多观点对于翻译的跨学科研究及翻译理论的建设都具有明显的启示作用。人类学的区域研究暗示我们要根据翻译的应用性来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语言人类学的翻译研究表明语言地位的变化是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宗教人类学的相关研究则提出了先重温以前的文本，尔后再进行翻译的“再次体验”的翻译策略；艺术人类学的翻译研究强调翻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指出翻译受意识形态的操控。此外，由于民族志与翻译研究都关注异文化，人类学对文化模式与文化差异的研究对于翻译研究而言尤有借鉴意义。以文化持有者的视角来理解并阐释他者的文化，并从他者的文化研究中反思自己的文化，会为从人类学出发的翻译研究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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