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学报

李大钊为少年中国点种

“青年要‘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

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借用这段话勉励全国青年人。2018年4月,在世界读书日、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李大钊之孙,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省委统战部原部长李青,也应媒体之邀,朗诵了这段话。这是1916年9月1日,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第二卷第一号上所发表文章《青春》的结尾。

时年27岁的李大钊在文中写道,当时的中国已是“白首中华”“渐即废落之中华”“地球即成白首”。对于这样一个中国,当时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中,不少人对国家的前途感到迷茫,有的甚至产生悲观厌世思想。李大钊却截然相反。五四运动时期,他以赤诚而坚定的信念感召了一大批青年,成了那一代青年的“挚友与导师”。而正是那一代青年,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成就了惊天动地的伟业。

来图书馆看书的人多了好几倍

五四运动时,在青年人中传诵着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罗章龙写的一首诗:“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好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

这里的“北李”即李大钊。“孤松”是他用过的笔名。“南陈”即陈独秀。陈独秀1879年10月生于安徽安庆,李大钊1889年10月生于河北乐亭。两人都曾留学日本,都是章士钊的好友。

1914年11月,章士钊在日本东京创办的《甲寅》杂志第一卷第四号刊登了陈独秀的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此时,国内已发生辛亥革命成果被窃取、孙中山领导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解散国会等一系列令国人愤慨之事,陈独秀在文中写道:“夫贪吏展牙于都邑,盗贼接踵于国中,法令从心,冤狱山积……此非京、津、江南人之无爱国心也,国家实不能保民而致其爱,其爱国心遂为其自觉心所排而去尔。”李大钊看到后感到“伤心无已”。1915年5月,袁世凯又接受了日本妄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李大钊挥笔回应陈独秀文,写了篇《厌世心与自觉心》,肯定了陈独秀忧国忧民的情结,同时也指出对革命形势不能过于悲观。李大钊还给章士钊写信,希望他代约陈独秀面谈。陈独秀看到李大钊的文章后很受感染,在给章士钊的信中说:“大作读毕,同意和这位大钊先生面谈,请安排时间。”这样,就有了“南陈北李”的第一次见面。

后来,两人先后回国。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新青年》的前身),李大钊在北京创办了《晨钟报》。1916年底,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1月,李大钊被聘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两人成了同事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

相比陈独秀,李大钊性格亲和许多。在学生许德珩印象中,穿着褪色布袍子的李大钊诚恳谦和,总是含笑接待来向他求助的青年,没有架子。

当时在北京大学教哲学的梁漱溟后来回忆:“李大钊先生是我的故交,是至熟至熟之友,通常都称呼他‘守常’——这是他习惯用的别号和笔名。在1916年以前和其后那些年,我每次到北京大学讲课,在上课之前和下课之后,必定去他图书馆主任办公室盘桓10分钟至20分钟。因为彼此很熟,他忙他的事,我进门或离去,均不打招呼……他有时主动地要我看什么书刊,便顺手递给我,亦不加说明。我接过翻阅后,往往亦无表示。遇有重要书刊,我就声明带回家去看,下次来时交还。总之,彼此十分随便,没有什么客气俗套。”

那时,李大钊月薪100多元,足以养活四五十人,可还是很朴素。有学者认为,李大钊清晰感觉到自己身为“新旧文化之间过渡一代”的困境,必然会寻求年轻的同盟者。他致力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革新,把原来灰尘满积的“藏书楼”改造成现代化的大学图书馆。为扩充图书馆藏,他大量购进中外新书,特别是反映国外研究新成果的书籍。据《北京大学日报》记载,李大钊多次把自己的图书杂志捐献给图书馆。馆址从马神庙迁至红楼后,他在保管和借阅图书等方面采取了新的办法,还开辟了新的阅览室。扩充后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设有21个书库和6个阅览室。

图书馆里那些英文、日文和中文的进步书籍,吸引着青年学生,来图书馆看书的人比以前多了好几倍。作为《新青年》的著名撰稿人,有不少学生是慕李大钊之名特来请教。学生中的骨干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等,与李大钊均有密切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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