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问︱侯旭东谁说几滴水中不包含大海的某些特

【编者按】最近，清华大学历史系侯旭东教授新著《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邀请京沪五位青年学者就《宠》提出若干问题，请侯教授答复。因篇幅较长，分为上下篇发布。此为下篇。>

石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您曾写过《渔采狩猎与秦汉北方民众生计》，阐述国家以授田等方式“制造”农民的同时，还特别强调了底层民众在生计选择上的能动性，以及这种能动性活动与国家“上农”国策的冲突。在新著《宠》中，虽然从政治问题着眼，但将能动性与“关系的关系”、“现场感”、“合力说”等综合在一起，深度展示了相关理论的实践，启益弥弘。我想，借助这些视角重读社会经济史料，应会有许多新发现，或许也是未来该领域研究中新的生长点。在传统的秦汉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多将焦点放在生产力、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上，惯用集团（或阶层、群体等）、长时段来把握研究对象，以描写脉络、结构乃至模式。但近年很多学者意识到，这种探讨方法有一个重大短板，即“人”的缺席。研究中几乎不见具体的人如何趋利避害，更不涉及人如何在不同的集团或行业之间穿行。质言之，描绘的是没有弹性的模板。在解释齐民制形成、瓦解过程时，一般民众大抵只被动地接受摆布，徒具面孔，却了无活力。然而事实上，史料所见民众在逐利方面的能动表现相当丰富，是被长期淹没了。这里想请教侯老师，在史料连续性相对较差的状态下，社会经济史如何更丰富地呈现“人”的色彩？>

侯旭东：的确，史学研究的核心是过去存在过的各色人等，从都城中的帝王将相，到乡村的凡夫俗子，乃至贱户、疍民之类。经济史的研究，特别是唐代以前的，似乎现在关注的学者不多，从《中国经济史》所发论文的研究范围大致可以看出来。我对相关问题很有兴趣，也一直在思考该如何开展，尽管实际做的研究很少。恐怕可能需要从两方面努力，一是立场与方法上的重新定位（研究者理论预设上的反思），走出以西方为中心的理论架构，转而从中国历史实践中去重新提炼理论架构，经济人类学可能会提供一些启发，从莫斯的《礼物》、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俄国学者恰亚诺夫的《农民经济组织》、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等编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1957)、马歇尔·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1972/2009）等，到刘志伟先生的演讲《王朝贡赋体系与经济史》，《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1有篇《西方经济人类学理论发展的历程》，可以参考。其中的关键是如何看待市场交换与其他现象的关系，交换的逻辑为何？注意其间的联系。黄宗智说过一句话：到最基本的事实中去寻找最强有力的分析概念。我们先要透过史料，去发现与辨识最基本的事实，基于此，再思考如何分析。当然，最基本的事实为何，看起来简单，实际并不简单。事实是什么这个根本问题，得多加思考。>

孙闻博（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您强调历史研究从“实体性思维”向“关系型思维”转变，由“关系过程”、“关系的关系”角度出发，以倡导新的分析方式，从而对以往政治史、制度史研究进行反思与重新把握。而在阅读与学习过程中，个人深感具体历史的复杂与深刻。历史研究的主体对象是人，是人群及“复数”关系下构成的社会。基于此，上述论说似是由社会史进入政治史的理路与制度史在探讨运作机制时对“制度见人”的追求。不知这样理解是否妥当？>

侯旭东：这样说也无妨。不过，对于“社会”所指的现象，中国古代是否存在，我是颇有怀疑的，“社会史”的提法，我也几乎不用。政治史、制度史一类的表达，其实也是需要反省的分类方式。并不是可以直接可以使用的前提或出发点，只是这里无法详论。目前中国史的次级分类方式渊源有自，有些来自古代史家的大致区分（朝代史、政治史或制度史），更多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降史学近代化过程中，从西方引进的新概念或分类（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思想史等等）。>

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诠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真理与方法》修订译本，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4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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