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旭东：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乡村

从世界文化发展的意义而言，中国的乡村代表着一种经济文化的类型，这种类型并非意味着它是属于某一文明进化阶段中的某一必然或不可或缺失的环节，或者某种依附论意义上的世界体系中对于所谓世界中心的依赖或者依附，它只是因为有其自身独特的品格和历史，也有其之所以如此的、真正适于其成长以及生存的那个空间。换言之，它自身成为了一种乡土中国意义上的持久而广大的乡村，有其自身的存在边界和图像，也恰是因为这种长久积淀下来的乡土性，或“乡土本色”，而有了其最具独特性的价值。

用乡村去理解乡村

对于中国的乡村文明而言，既然它是独特的，或者说具有人类学意义上的那种文化的独特性和完整性，我们便要在其独特性和完整性的意义上用乡村去理解乡村，也就是要使得人类学的研究回到中国的乡村本身。这种人类学视角的回归，必然是一种近距离而非远观的理解，是在其中而非在其外的体验，因此属于内在的而非外在的视角，同时还是一种基于动态的转变而非静态的凝固不变的自我创造性的发生。只有如此去看，乡村存在的主体性价值和它自身的独特的创造性转化机制才会得到强化，其发展的动力性机制才会被唤醒，而一种与时俱进的乡村振兴才真正变得切实可行。很显然，这种乡村振兴必然是要回归到乡村主体发展之上才能算真实且有成效。

在此意义上，无论如何抽象与抽离，中国的乡村恰就是这个乡村的本身，它的存续和发展必然有它自身的在一种时空关联上的独特性价值，也有其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的一种社会与文化纽结性的韧性的自我发展，更有其在一种历史传承上的绵延不断的自我塑造以及未曾真正中断过的自我意识的构造与保持。而所有这些，回归到人类学的立场上来，都必然会是在一种社会与文化的自我特性上能够具体而微地体现出来，即社会与文化的属性是在田野之中的，是人类学者可以从中切身观察和体验得到的。

大连：高铁经过田园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很显然，对于跨越范围极为广泛的中国乡村生活而言，它更多属于一种在其自然环境中的因场景性依赖而发生的生机与生活，并非那种外在制度化的体系性依赖的种种人为的规划创设。乡村也因此而有它自身的保持其韧性的文化网络的存在，言外之意，乡村自身的存在更多地有赖于其周围环境的供给，并因为这种长期的环境供给以及持久性的良好适应和协作，而使得乡村自身的社会和文化有了其最具独特性的价值存在。

因此，也才会有存在于或生活于其中的那些人在其历史连续性的那些不同的瞬间所创造出来的种种不一样的村落文化，以及历史意义上可以去追溯到的村落生活的轨迹或线索。如果有时间可以到乡村之中去走一走，这种村落生活的差异性印象将会是十分深刻的记忆，一种基于人类学田野研究的乡村印象笔记绝不会让阅读者有诸多样态的相互重复的那种烦躁感和厌倦感。换言之，在这样的差异性的村落生活的格局中，一个村落完全可以不同于另外一个村落，每个村落的存在都有其依环境和人而不同的独特性的价值与意义。而民间的那种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比喻，恰正是这种村落间差异性生活的一种最为凝练的表达。

谨慎对待外来者视角

每一个中国乡村都自然地会具有其自己在生态环境、事件发生以及生活价值选择上的种种历史特异性的意义存在，或者说每一个乡村都可谓是自足的。而强调一种参与观察的人类学家的田野工作，则是有必要去呈现这种乡村生活独特性在其实际内涵上的丰富多彩以及意义上的深度，这方面既有的村落民族志的描摹提供了更多使人印象深刻的鲜活案例。而之所以能够这样去做的前提便是首先要有一种在地化的理解，而非以一种外来者以及旁观者的观念硬性且强加上来的理解，这方面，我们要谨慎外来者视角的发生。

因此，在深入地研究中国乡村社会之时，自然不是先入为主地从一种外部视角去思考，不是那些“贫困”“欠发达”以及“建设”之类的宏大话语引导下所制造出来的硬性词汇，也不是借由外来精英者的强大话语权和强势性的任务安排而使乡村发生一种改变的干涉力，更不是直接将这些概念和做法统统都抛掷给一种有着其自身历史感与自我认同的自在生活在那里的乡村，即一种不加协商和相互讨论就将其强加给相比于现代都市而言看起来在日渐衰落的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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