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明帝国到帝国文明

所以，他充分肯定原始社会成员身上呈现出来的粗粝、勇敢品质，他对“死亡之歌”的论述也令人动容。对于那些处在早期发展阶段的社会，斯密总是避免以轻蔑或贬低的方式来归纳其特征。他虽然将畜牧社会描述为“野蛮的”，但并不认为它是卑微低贱的。“他将一种令人震惊的高度的道德尊敬给予畜牧社会，以及畜牧社会的习俗与价值。”

另一原因则来自思想传承本身。皮茨敏锐地洞见到密尔父子与十八世纪思想先辈之间的差异，反对上述解释传统。在人类是否普遍拥有平等的道德能力这一道德哲学的根本问题上，密尔父子已经背离了斯密与弗格森，从而对文明与帝国的理解亦大为不同。皮茨对此不胜唏嘘。

三、帝国文明

在斯密笔下，殖民地是一种政治经济体系，是母国为追逐财富建构起来的法律、政策体系。亦即，帝国问题直接关系到效用与正义：帝国是否能够有效实现富国裕民的目的呢？母国对殖民地的经济限制是正义的吗？斯密遵循效用与正义原则，对现代欧洲和英国的帝国事业展开了溯源式的分析与批判。认为由西班牙和葡萄牙开启，英国与法国接棒的帝国征服在动机上就是非理性的，只是为着一个虚无缥缈的“黄金国”迷梦。

斯密将这一转型称为对公众幸福极为重要的“革命”，但这一革命是商业而非暴力的结果。如斯密所言，正是欧洲对外贸易的发展，欧洲的城市和乡村才逐渐获得自由。因此，贸易既是塑造欧洲内部秩序的力量，也是打造其商业帝国的重要力量，欧洲也逐渐形成了一种新型的不同于征服帝国的观念。这一新型帝国最先通过荷兰强大的海洋力量呈现出来，威廉·配第在《政治算术》中对之进行了系统的总结，阐述了这种商业帝国的观念。

十八世纪的欧洲位于时空交汇之枢纽。就其对人类文明的反思而言，它既拥有得天独厚的土壤，又具有前所未有的紧迫性。其时，欧洲实现了由封建社会向现代商业社会的变革。与此同时，欧洲也借助商船和舰队向海外征服，在美洲、印度、北非等地殖民。

然而，时光流转，到十九世纪时，推测史学尽管仍然承担着思索帝国事务的重任，但其内在精神与立场都已经悄然改变。在皮茨呈现的帝国思想史中，苏格兰的推测史学传统与边沁的功利主义传统逐渐融合，由密尔父子做出新的阐发。然而，正是在密尔父子关于帝国的思考中，皮茨清晰地看到了理论的转向与传统的断裂。

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斯密不仅冷静地分析了这一变局的理论根源，也对英帝国的政治实践做出了系统的批判。在皮茨勾勒的帝国思想谱系中，斯密是首位出场的思想家，也是最为重要的帝国批评者。如果皮茨力图展示帝国精神的衰亡史，那么，斯密无疑处在这一下行之路的顶峰。在某种意义上，他的思想也就成为某种尺度。通过与斯密比较，就可以知晓文明观念为何会转而支持帝国沙文主义，以及如何在思想上克服这一“帝国转向”，从而为后世的帝国主义扩张找到一服思想解药。

我们从中看不到任何“无可奈何的必要或明白显著的实例”。母国对殖民地施加了诸般限制，打造极其严苛的重商主义体系，最终将殖民地塑造成“顾客之国”，使之屈服于“商人与制造业主阶层”的利益。殖民地贸易在本质上是垄断贸易，它从其他经济部门吸引了巨额资本，使母国丧失了自然平衡的经济结构，不仅为之强加了维持殖民地的沉重负担，也使母国的经济与稳定性变得极为脆弱，对殖民地贸易产生了严重的依赖。

斯密与弗格森都认为，就像动植物都要从其幼弱阶段成长起来，进入成熟的阶段，人类社会也必然要从其粗野状态步入文明。由于处在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的民族便在生产技艺，乃至政治、法律制度上呈现差异。文明的成长与进步是人类社会的自然目的，成为思考政治、判断政治善好与否的准绳。文明观念也为帝国的合理性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

为了劝服他的国家乃至欧洲避免犯下这一过错，他就必须论证：欧洲的文明进步（或优势）并不意味着欧洲人在自然禀赋或道德品质上卓越不凡。对斯密而言，文明进步、社会发展首先意味着生存方式的发展。在斯密看来，文明是一个自然且连续发展的进程。相比起原始社会，商业社会中人具有相同的情感机制、道德能力，但是，他们具有更高的技艺与劳动分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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